三、印刷术与印书的混淆

上述雕版印刷史的论争，原因就出在将印刷术与印书混为一谈，专门在文字上穿凿附会，添油加醋，自圆其说。主张唐代以前尚无雕版印刷的学者，也以史实中找不到印书的明确证据，也就误认为没有印刷的书籍，就是没有雕版印刷术的存在。包括时人李书华先生在内，都没有跳出此一陷阱。

其实,印刷并不等于印书。印刷的范围很广泛，印书只是印刷术中很小的一部分。古代的印符咒、印佛像、印经文、印告白，……都不是书。但是，符咒、佛像、经文、告白、……可能是书中的一页或一部分。简言之，将散页的印刷品一张一页地连缀或固定成册成本，就是书。我们绝不能说印刷的散页单张印刷品是书，更不能说不是书就不能称作印刷品，甚至说印刷散页单张印刷品的工作不是印刷术。

现代生活中接触到不可或缺的印刷品，像钞票、邮票、车票、支票、股票、信封、信笺、卡片、名片、请帖、广告、招贴、地图、报纸、杂志、单据、花色衣料、花饰壁纸、彩色磁砖、电路板、仪表板、……您能说它是书吗?当然不是。但您能说它不是印刷品吗?当然是印刷品。一位印刷技师，甚至一家规模不小的印刷工厂，对于以上所列举的印刷品，不是样样都能够印刷的。能印钞票的不会印电路版，能印报纸的也不会印钞票。
雕版印刷，是中国古代印刷方式的一种，如雕树皮布或树叶漏印花饰、雕陶土印花纹、雕石鼓或石碑拓印经文、雕木版印符咒或佛像、雕印章盖印纹、雕泥土为活字、雕铜版印会子（钞券）等等。也就是说，雕版印刷并不一定是指印书而言，更不可能刚开始发明雕版印刷的技术就用来印书，但不印书的雕版印刷术却绝对早已存在，不容抹煞。

像时人学者李书华先生的论文“唐代以前有无雕版印刷”之中,差不多全是讨论印书的问题，但李先生结论时却肯定地写出：“总之,无论文献与实物,全找不出唐代以前已有雕版印刷的证据，除将来另有新发现外，我们现在可以作一结论，就是唐代以前未有雕版印刷”。如果他的论文题目和结论,都把“印刷”改为“印书”,便是一篇很难推翻的论文。因为,说唐代以前没有印书的证据,所以肯定“唐代以前未有雕版印书”大体上是站得住的。但他说“唐代以前未有雕版印刷”那就有欠妥当了。理由请容下节详述。

上节曾说，最初陆深的原文，本来是“雕撰”；胡应麟引用之后，变成了“雕版”；阮葵生则认为“雕撰”就是“刻印”；到了孙毓修，又将“雕撰”改为“雕造”；所以桑原腾藏说：“撰、造、作、既可通用，则陆深等解‘雕撰’为‘雕造’，不无相当理由
”。

也许，雕版印刷论争的导火线，是首由明代的陆深所引燃。他于《河汾燕闲录》中引用《历代三宝记》，在“悉令雕撰”之下，加上自己的按语；“此印书之始”五字。如果陆深只说是雕版印刷之始，而不专指印书而言，笔墨官司恐怕会少了很多。

凌纯声先生说得好：“印刷的技术，在新石器时代与印纹陶器同时的印刷树皮布花纹，早已存在了！近世学者所讨论的印刷发明，是雕版印书究始于何时的问题而已
”可见，将“印刷始于何时”与“雕版印书始于何时”混为一谈，结果便是指驴为马，纠缠不清。

四、中国印刷发明的源头

前述争论雕版印刷究竟是起始于隋或起始于唐的问题，其实是印书起始年代的争论，绝不是印刷术发明年代的争论，印刷术是早在隋唐以前很久很久就有了。笔者十分赞同凌纯声先生的宏论，他说：“以上研究的印文陶、陶印版、玺印陶文、模印砖瓦，可见印刷的发展，先印花纹进而再印文字。新石器时代的印文陶只印花纹，至战国已有陶印文字，秦汉时模印砖瓦文字盛行。故欲研究中国印刷术发明时期问题，在广义方面，应溯源至新石器时代的树皮布印花和印文陶印纹；至于狭义的印文字，则先秦时玺印陶文和砖瓦模印文字早开其端。

今之史学家谓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应在公元八世纪上半期。这只能说是印书于真纸的开始，不是印刷术发明的正确时期 ”。

的确，世人皆知印刷术乃中国人首先发明，但如追问：中国印刷术是何时发明？由何人发明？则无人能作肯定的答复，因为印刷术是经过长时期的孕育，结合无数先民的智慧，逐渐发展而成的
。

印字的意义有二，一是印章、一是印刷。“印”字不仅甲骨文有，印章在殷墟就有，而印纹陶器则在殷代以前的新石器时代已有了
。在中国西北的是用毛笔在红底的陶器上绘画花纹，有黑色、白色……色的，故名“彩陶”。在中国东部沿海，用木锥在涂油的陶坯上刺刻花纹，烧成的陶器呈黑色，名为“黑陶”。中原地带及东南部则把花纹拍印在陶器表面，名为“拍纹陶”或“印陶”。印陶又分“绳印纹”、“加花印纹”、“加印印纹”三类
。

中国在秦始皇以前一千年已有印章，至周代，用玺已颇普遍。
《左传》哀公二十九年:“玺书追而与之”。《周礼》地官司徒:“货贿用玺节”。《吕氏春秋》:“固封玺”。汉代蔡邕着《独断》中说:“玺者印也,印者信也；古者尊卑共之”。除官印之外,平民百姓也有印章。《后汉书》卷十九：“自五帝始有书契，至于三王，俗化雕文，诈伪渐兴，始有印玺，以检奸萌
”。古代玺印皆以金、银、铜、犀、象为方寸玺，用于印布帛、印木、印陶、印泥。其中又以封泥印最为普遍。

凌纯声先生说：“古代印玺用于印布、印帛、印木、印陶、印泥，皆印刷之先河，盖玺之钤拓与雕版印刷，在技术上不过一间之差耳。至于模印瓦当与甓砖的花纹及文字，为雕版印泥，在技术上完全同于雕版印刷，其不同者，为所印之物一印泥一印纸而已
。”瓦当上的人物鸟兽花饰及文字，上自周秦，下迄魏晋，甚为盛行。

中国古代的斑文布,乃是印有文饰的树皮布、楮皮布、榖皮布，早在第三世纪已有文献著录,沈莹的《临海水土志》有云：“……夷州在临海东南（即今之台湾）……能作细布，亦作斑文布，刻画其内，有文章以为饰好也
。”即是在树皮布上用刻版印刷花纹，这种刻版印布的技术，一直保持到今天，像流行于东南亚的“蜡染”便是，可以说明中国的印刷术早已存在，所不同的是印花和印字之别而已。

汉时的湘西武陵蛮族，经唐而宋，犹未完全开化。南宋朱辅作《溪蛮丛笑》，记其奇风异俗有云：“或以五色间染布，名顺水斑。又模取铜鼓文，以蜡刻版印布，入靛缸渍染，名点蜡幔。”可见还保留有古代以树皮布印花的技术和风格。

美国卡特教授说:“在晋代末叶以前的印章，都是凹雕的阴文，当用朱砂印油在平面上捺盖时，就出现红底白字。到齐梁之际，有人创意凸雕成阳文，用朱砂印油捺盖出来的就是白底红字了。这种凸刻成阳文的反字，实在是印刷史上的重要且必需的转变
。”所以印章实在是雕版印刷的雏型，方法、程序和效果都相同。

中国的石刻文字，现存最早的是周秦时代的石鼓。秦始皇东巡，曾在邹泽，泰山、琅玡、之罘、碣石、会稽六地刻石纪功
。至于儒家，早在西汉平帝元始元年（公元一年），王莽命甄丰摹古文易、书、诗、左传于石，刻成碑文。汉灵帝熹平四年（公元175年），蔡邕“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邕乃自书册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于是后儒晚学，咸往取正焉。及碑既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陌
。”因在万头攒动的拥挤情况之下，摹写不易，遂有好事者创拓印之法
。惟拓印与盖印章不同，因在碑文字是正书刻成阴文，印章文字则不论刻成阴文或阳文，均是反书；拓印是在碑上覆盖纸张，再将印墨涂在纸上，盖印则是将印油涂于印章，再转压到纸上。

梁武帝于天监元年（公元502年）追尊其皇考萧顺之为文皇帝，庙号太祖，在其镇江的墓前竖立石兽、石碑、华表。华表呈十字形，在华表的横石上刻了“太祖文皇帝之神道”八个字，但这八个字是反书倒读（图1）。

反书倒读的刻法，与印章无异，亦即与后来的雕版印刷刻版无异，涂墨在版上，等转印到纸上之后，便是正书顺读的印刷品了。梁武帝当皇帝的时候，他父亲已死多年，梁武帝便在他父亲墓前加了石兽、石碑和石华表，华表上反书倒读的字，在使当时参加致祭的官吏，将华表横石上的文字印下来作为纪念品，以表谢意
。卫聚贤先生肯定地结论：“中国的印刷，是从公历五○二年（梁武帝天监元年）起。”他同时还认定碑拓方法亦是起自梁代，因为“隋书”经籍志有“满石经若干卷”的记载。卫聚贤先生并按：日本塔中近年曾发现藏有隋代年号的版印佛像
。惜未见详述。

东晋时代，道教作家葛洪着《抱朴子》，其中内篇，登涉，卷十七载有“入山佩带符”，以枣心木方二寸刻之。同卷又云：“抱朴子曰:古之入山者，皆佩黄神越章之印。其广四寸，其字一百二十，以封泥着所住之四方各百步，则虎狼不敢近其内也。”一块木刻大印章，大到可以刻上一百二十个字，像是木刻印版了。

美国的Carter和Goodrich两氏，都认为世界第一个雕刻木版印刷者，或是制符录的道家。伯希和（paul
peliot,1878～1945）也认为当时道家所刻之印，系反字阳文，且已印在纸上 。

文献上还有最大的木印是:“又有督摄万机印一纽,以木为之,长一尺二寸，广二寸五分，背上为鼻纽，纽长九寸，厚一寸，广七分
。”如此大的木刻印，而且是印在纸上，实在与木板雕刻印刷没有什么分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