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关于经咒佛像的雕印

前述“雕版印书起始的争论”，史家都在“雕”、“撰”两字上大做文章。“废像遗经，悉令雕撰”，最早解释为“雕者乃像，撰者乃经”的，是清代王士祯。清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俞樾在苏州春在堂与日人岛田翰笔谈时，驳岛田翰“隋时已有雕版说”：

“引开皇勒谓：隋时已有雕版，则恐不然，悉令雕版，‘雕版’二字，自是撰写之误。雕像撰经，乃是两事。若云：废像遗经，悉令雕版，废像岂可雕版乎？ ”

清末的叶德辉着《书林清话》中也说：“阮吾山茶余客话，亦误以雕像为雕版，而岛田翰必欲傅合陆说，遂谓陆氏明人，逮见旧本，必以雕撰为雕版，不思经可以雕，废像亦可雕版乎？”李书华先生十分支持俞樾与叶德辉的看法：他说：

“所谓像者，本绘画之像，摹塑之像，与雕版（可能李氏手稿是雕刻，为大陆杂志手民误植为雕版）之像。此三者之中，只有绘画之像可以雕版印刷。……这里既然是‘雕废像’，或‘重雕废像’，则像应该是雕刻之像，而非用墨或颜色所画之像，亦非用泥土所塑之像。……如果不是绘画之像，当然不能雕版。……这是记载隋朝恢复佛教的经像，与雕版印刷无关，不能作为隋朝已有印刷之证。
”

笔者因一直从事印刷教学逾三十年，就技术而言：经文可以雕版，人像当然也是可以雕版的。人像雕版，不限于是雕立体的像。在平面材料例如木板、石板、铜版上雕浮雕人像、雕平面人像，当然是人像雕刻，也称为人像雕刻印刷版。有如现代木刻版画家，不也常作阴纹或阳纹的人像版画？新台币上的国父遗像，是中央印制厂用最精密的现代雕刻技艺，以手工直接在铜版或钢版上雕刻而成的，国父的一个人头雕像，雕刻师须费时数月之久。这种雕刻而成的人像凹版，称为原版，然后翻制成复制凹版，可供大量印刷。如果原版坏了，或者钞券的版式改了，便要废去原版雕像，重雕新像。为什么前辈史学家俞樾要坚持：“废像岂可雕版乎？”叶德辉要强调：“不思经可以雕，废像亦可雕版乎？”时人李书华先生也肯定：“如果不是绘画之像，当然不能雕版。”焉知“废像”不是“绘画之像”呢？现代用电子与雷射雕刻，可以直接从照片原稿雕刻成印刷版，照片“不是绘画的像”不也照样可以雕版么？

敦煌发现的许多印刷品,例如最有名的唐咸通九年（公元868）王玠为其双亲普施所刻印的金刚经，在卷首扉页的佛祖讲经佛像，就是木板雕刻印刷的。古时没有照像制版,佛像如果不能雕,如何可以印刷出佛像来？民国十三年，杭州西湖的雷峰塔倒塌时，在塔内发现有五代吴越王雕版印刷的陀罗尼经，内容也是佛像和佛经同在一块印版上雕印的。这不是说明经可以雕，像当然也是可以雕吗？

美国卡特教授说：“就敦煌所见而论，单页雕印较整部书的雕印的进步要快的多。这些单页的种类虽多，但内容都与宗教有关。其中大多数是经咒以及为许愿而雕印的经典，尤其以许愿的为主。当时民间的风俗，显然可见，即富人以在寺庙中绘画佛像作为还愿，有些绘像，到现在仍留存着，像下并有施主的姓名。而贫民无力负担绘像者，则以价钱较廉的单页印刷佛像复本代替之。单页印刷因此而盛行。这些单页，大约一英尺长，七八英寸宽。其上半页，往往是观音或其它的佛像，下页为经文，大多是偈赞。有的是用一块雕版所印，有的佛像和经文，很明显是两块雕版。
”

李书华先生说:“既然是‘雕废像’,则像应该是雕刻之像。”今已明白印刷品上的佛像，在印版上也“是雕刻之像”，因为非经雕刻，就不能印刷。怎么可以说“经可以雕”，而“像”就“不能雕”呢？按“废像遗经，悉令雕撰”，撰者，造也，集也，述也，属词记事日撰。雕者，镂也，刻也，将废损的印版佛像遗经，重新雕制印版，以便复制再印，谁说不宜？怎可肯定“悉令雕撰”与雕版印刷无关？又何以不能作为隋朝已有印刷之证？

人类文化,乃先有图画，后有文字。印刷的技术，也是先印图画，后印文字。前面说过的印文陶、瓦当、斑文布、抱扑子入山符、……等，都可以归入图画的一类。文字则自甲骨文、钟鼎文、石鼓文、玺印、石碑、木刻、……。图画雕印，内容由简而繁，文字雕印，字数由少而多；以后又图画与文字混合雕印，相得益彰，便形成了中国发明印刷的特有文化。

梁启超说：“文物专史，以其说是史学家的责任，毋宁说是研究其某种专门科学的人，对于该种学问的责任。……做文物专史，一须专门，二不可贪多，若能以终身力量，做出一种文物专史来，于史学界便有不朽的价值。
”

上述印刷人的浅见，认定佛经文字可以雕版印刷，佛像图画也可以雕版印刷，而且雕印图画人像尚在雕印文字之先。史家以为可乎？

六、历次毁寺焚经的浩劫

研究历史，重在史实，就是要拿出证据来。前述雕版印书究竟是始于隋或始于唐的争论，症结就在于找不到实物证据。正如李书华先生的论文结论：“无论文献与实物，全找不出唐代以前已有雕版印刷的证据。”不过，所谓的“文献与实物”，笔者不敏，以为这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那就是雕版印刷的书籍。至于雕版印刷品，前已一再说明，像玺印、符咒、斑文布、佛像、花纱、花布、佛经、碑拓、……应该是物证俱在了。这些不都是印刷品吗？

美国卡特教授说：“在整个印刷术发展史中，从起源于中国到目前止，几乎没有一种语文的初期印刷品，不是属于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中国首先是印刷佛教的经文和图画。……
”

中国自汉末起,初则三国鼎立，继之五胡乱华，于是民间普遍存在退隐尘世的观念，寺庙佛塔纷纷建立。《魏书》,“释老志”有：“自兴光至太和（公元227～232），京城内寺新旧且百所，四方寺六千四百六十所。神龟中（公元518），寺至三万有余。”当时的君主更多信佛教，如后赵之石勒、石虎曾为佛图澄所感化；前燕的慕容皝曾建立佛寺；前秦符坚极敬重释老道安；后秦的姚兴礼鸠摩罗什，待以国师，吴之孙权在金陵建寺；东晋明帝、孝帝皆为佛徒；宋齐王信佛尤笃；梁武帝曾三次舍身同泰寺；陈武帝曾在大庄严寺讲经。

为了宗教信仰的需要，道士们仿印章复制符咒，佛教徒则刻印经文和佛像，儒家主要在摹拓碑石经典。卡特教授说：“和早期的雕版印刷术并行发展的这种石印（拓），也曾在寺庙中进行，一直发展到产生整部的书籍。其中尤其著名的是，隋唐北宋的四百年间，佛教经典刻石的数量达七千一百四十五块。
”

这些印刷的经典，当然以寺庙为集中和使用场所。回想我国教育，无论以前的私塾和新式的学堂，早期莫不借用寺庙场所实施教学。笔者在云南家乡启蒙，从小学到中学都是设在寺庙之中。在中国历史上，曾有过几次毁寺焚经的浩劫，使得雕版印刷的经书荡然无存，证据淹没。以下略述大要。

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213），……丞相李斯曰：“……臣请史官非秦记者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识，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者弃市。……
”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焚书。

《隋书》卷三十二，经籍志，二：“着为七略，……凡三万三千九十卷，王莽之末（公元24），又被焚烧，……。”这是第二次焚书。

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熹平石经立于太学门外仅仅七年，就遭董卓之乱，石经损毁。

晋怀帝永嘉五年（公元311），前赵刘曜、王弥入洛阳，焚毁二学（水经、谷水注），经石再毁。史称“永嘉之祸”。

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公元446），即宋文帝元嘉二十三年，“魏主与崔浩皆信重寇谦之，奉其道。浩素不喜佛法，每言于魏主，以为佛法无诞，为世费害，宜悉除之。……浩因说帝悉诛天下沙门，毁诸经像，帝从之。……先尽诛长安沙门，焚毁经像，……其一切荡除，灭其踪迹。……诸有绘图形像及胡经，皆击破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
”

《隋书》卷三十二，经籍志，三：“齐永明中（约公元487），秘书丞王亮，监谢朏，又造四部书目大凡一万八千一十卷，齐末（公元502），兵火延烧秘阁，经籍遗散，……。”

唐武宗会昌五年（公元845），“上恶僧尼耗蠹天下，欲去之，道士赵归真等复劝之；乃先毁山野招提、兰若，……寺非应留者，立期令所在毁撤，仍遗御史分道督之。财货田产并没官，寺材以葺公廨驿舍，铜像、钟磬以铸钱。……凡天下所毁寺四千六百余区，归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大秦穆护、妖僧二千余人，毁招提、兰若四万余区。收良田数千万顷，奴婢十五万人。
”第二年，武宗就死了。

美国卡特教授说：“寺庙的毁坏以及唐末的内乱，有唐一代的灿烂文化因之荡然，中国印刷品之无唐懿宗咸通九年以前者留存，或即由于此。 ”

佛教所需的经典、佛像印刷品，当然多是集存寺庙之中，皇帝既恶僧尼只知消耗粮食而不事生产，所以要毁寺焚经，使其无经可念，无寺栖身而还俗耕织，自谋生活。

孙毓修着《中国雕版源流考》，中有“按唐时雕本，宋人已无著录者。盖经五季兵戈之后，片纸只字，尽化云烟。……可闻而不可见矣。”

前面所述关于雕版印书的争论，只有费长房的《历代三宝记》是隋代所著，他所称的“悉令雕撰”，即使雕的就是雕版印刷的书，经过浩劫，已经荡然无存，以致后来的明、清学者及时人史家，都以找不到证物为理由，就认定“雕”的是“像”，而不是雕印刷版，所以才说“唐以前尚无雕版印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