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雕版印刷技术的外流

武帝太康五年（公元284），《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经百济（今朝鲜半岛西南）传到日本，是为中国文教东被日本之始。宋明帝泰始六年（公元470），日本雄略天皇遣使于吴（今江苏）求工艺，得纺织、缝工而归。梁武帝时代（公元502～549），佛教从中国经百济传入日本。隋唐之世，随遣唐使来华之日本学者僧人日多，于是日本的典章制度、学术、工艺以及生活习惯，无不仿效中国长安。日本历史上的“大化革新”，实际上就是“唐化运动”。

“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日本人吉备真备在长安留学十九年后，东归日本，取中国字部首发明片假名，他是称德女天皇的顾问，在他主持之下，日本的雕版印刷术兴起了。”

“玄昉和尚在中国留学十八年后，在天平七年（公元735）携带着五千卷佛经及很多佛像，返回了日本。……称德女天皇热心于佛教，她曾诏令雕印百万卷《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放置在百万个锡木制的塔（经幢）中。这工作是在神护景云三年（公元770）以前完工的。”
这些百万塔经，现在还存于日本的法隆寺和美国图书馆与博物馆。正因为历史上的日本，除去二次大战以外，从未被外族征服过，所以其古物能免遭战火的浩劫；也没有像中国这样，遭到很多次君主的查禁命令而损毁。难怪现在存世的雕版印刷品，日本反比中国的为早。
韩国文化一向受中国文化的启发，传到日本之印刷术，既然是经由百济，故朝鲜受中国印刷术之影响犹早。梁武帝时期（公元502～549），百济国表求讲礼博士，诏令中国的学者陆诩为代表，应聘到百济讲学。与陆诩同时受邀去百济的，还有梁朝的雕刻工匠和绘画师等。后来，新罗时代的朝鲜和尚、留学生等，相继来到唐朝，人数多至一百余人。他们回去之时，大量的雕印书籍，或作为礼物，或为商品，便输入朝鲜。至八世纪初，朝鲜已有了雕版印刷的书籍。

“一部开始于公元一二一五年（南宋宁宗嘉定八年）完成于公元一二三六年（南宋理宗端平三年）的韩国版《大藏经》，在公元一三○八年（元武宗至大元年）曾回赠给元朝一部。……公元一三一四年（元仁宗延佑元年），一万零八百册的图书从南京运往韩国，另加四千零七十卷是元皇帝所赏赐的。”
数十年后（公元1392年），李成桂将军的李朝盛世开始，韩国创用铜活字印书。随即传回中国，也传到日本。

南宋宁宗开禧二年（公元1206）蒙古人开始征伐畏吾尔王国、花喇子模、波斯、俄罗斯、巴格达、波兰、匈牙利、……。“中国和欧洲是会面了，前者是具有数百年印刷史的文明古国，后者是正感到需要书籍的欧洲。在蒙古时代末期，欧洲终于出现了最初的雕版印刷品。”
蒙古人南下所征服的领土，是以印刷术为基础的文明中国，元军西征，到处发行纸币，军中可以玩纸牌消遣，一定得有不少印刷技术人员随军印刷供应补充。就在公元1096至1270年间，欧洲十字军七次东征，促使地中海的商业交通发达，沟通了中西的印刷文明传播工作。

元世祖至元十二年(公元1275),意大利人马可孛罗（Marco
polo,1254～1324）来到元都开平,深受忽必烈宠爱,留在中国工作十七年,遍游各地。后经南洋、印度、波斯,于1295年回到威尼斯,因战争被俘入狱。口述《东方见闻——马可孛罗游记》,其中说到关于纸币、纸牌和书籍等印刷品:“凡元人势力所及之地,无不风行。”

“公元十四世纪末叶，Feltre地方一个叫 Pamfilio Castaldi的印刷匠，因为看到马可孛罗带到威尼斯的几块在中国用以印书的雕版，而学得此技艺。”

美国卡特教授，对中国印刷术的西传，有过精深的研究，他作结论时说：“世间所有的伟大发明中，以印刷术最具有国际性。中国发明了造纸，并且最先实验雕版及活版印刷术。……突厥民族是把雕版印刷术携出亚洲之外的主要人物。……至于雕版印刷术之传入欧洲，虽然意大利自称是以其为通道之说甚为有力，但苏俄以通道自居之说的根据则最为悠久。”他又说：“中国印刷术对欧洲的实际影响有下列各点，值得再略为叙述。

⑴ 纸的影响：纸是发明并且完成于中国，其后经过回教世界传至西方。纸是印刷的主要材料。

⑵ 纸牌的影响：纸牌在公元第十四世纪后半期，从中国间接或直接地传到了欧洲。雕版印刷术及由其产生的纸牌，即因此开始于欧洲。

⑶ 纸币的影响：在蒙古军队突然到达亚得里亚海，掠劫波兰和匈牙利，侵占日耳曼的西里西亚后，纸币曾流入欧洲。

⑷ 雕版肖像的影响：至今仍留存着的有早期欧洲雕版印刷品，……在设计上、主题上及目的上，所使用的墨水及技术的运用，都受中亚印刷品的影响。

⑸ 中国雕印大量书籍的影响：从中国回到欧洲的旅人，尤其是传教士，不可能未将远优于欧洲的书籍在中国传播的情形、报道给他们的同胞。

⑹ 活字版印刷术的实际应用方法，曾以某种方式报道于欧洲，……。”

八、新发现雕印本的佛经

由于历代毁寺焚经与战乱的浩劫，唐代以前的印刷文献和物证难求。有文献明白记载最早雕版印书的，除了引起争论的隋朝《历代三宝记》之外,是明代史学家邵经邦,他在所著的《弘简录》，卷四六有云：“太宗后长孙氏，撰《女则》十篇，帝令梓行。”这是唐太宗贞观十年（公元636）的事。

后唐冯贽所著的《云仙散录》卷五，“印普贤像者”，引《僧园逸录》所载：“玄奘以回锋纸印普贤像，施于四众，每岁五驮无余”。参证其后三、四十年留居印度的义净和尚《南海寄归录》所述，则《云仙散录》所传之事实，谅非无据。向达在所著《唐代刊书考》亦以为佛印之作，传播已久，《云仙散录》所记，不无可信。唐玄奘于贞观三年（公元629）去印度，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回长安，他译经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着《会宗论》、《三千颂》、《唯识量颂》。

唐武后天授三年（公元692）、游学印度达十二年的大和尚义净，将译经名为《南海寄归录》寄回中国，其卷四，三十一“灌木尊仪”条有云：“造泥制底，及拓模泥像，或印绢纸，随处供养，……。”所谓“印绢纸”，乃是将佛像印于绢上或印于纸上。

唐穆宗长乐四年（公元824），元稹（字微之公元779～831）为白居易（字乐天公元772～846）的《长庆集》作序中有云：“缮写模勒，炫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并加注云：“扬越间多作书模勒乐天及余杂诗，卖于市肆之中也。”

唐文宗太和九年（公元835）,东川节度史冯宿（公元767～837）奏准敕禁断印历版。“……皆以版印历日鬻于市，……其印历已满天下……。 ”

以上摘录的这些文献。都已找不到当时印刷的实物成品可供参证。清德宗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周道士在甘肃敦煌石窟中发现一贮藏古籍的秘室,共藏有古籍一千三百函,每函十三卷。七年之后,被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Aurel
Stein 1826～1943）以搜刮方法购得三千卷,另单页残篇五六千。又次年,法国人伯希和（Paul
peliot,1878～1945）闻声而来,将其余古籍搜刮二千卷运回法国。这些封闭于宋仁宗景佑二年（公元1035）的古籍，埋藏石室至发现，已历九百年，是前此发现最早的中国雕版印刷书籍。其中一部完好的印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图2），现存伦敦“大英博物馆”二楼，笔者于1982年及1984年先后两次游英伦，均曾前往仔细观赏，其字迹确是表现出精湛的刻印技艺，绝不是初期的雕版印刷品所能望其项背的，令人感怀不已。

图2 金刚经扉画

这部《金刚经》，共有六百经文和一页雕印的佛祖讲经佛像，每页长两英尺半，宽一英尺，七页粘合成一长十六英尺的卷子，经文之末印有：“咸通九年（公元868）四月十五日，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其印刷的精美，胜过顾登堡以前的欧洲任何雕版书籍，也胜过日本雕印的“陀罗尼经”。

这部距今1118年雕印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竟然比日本称德女天皇于公元770年雕印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晚了九十八年，除了前述的毁寺焚经与战火浩劫的理由以外，的确使我们这个发明印刷术最早的中国后代子孙感到十分迷惑。1966年（民国五十五年），韩国学者在古都庆州“佛国寺”的释迦塔内，发现舍利瓶上放着一个绸丝袋，袋内装了雕版印刷的汉译本《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韩国史学家李弘植先生撰文《庆州佛国寺释迦塔发现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发表于1968年五月的《白山学报》第四号，页167～198。美国史学家富路特（L.Carrington
Goodrich,胡志伟先生译名古德瑞•克宁顿，亦谓其自署中文名为善富），亦撰文“Printing:Preliminary Report on
A New Discovery）在1967年的《Techology and
Culture》八卷三期上发表。据考证，都认为是公元七○四年至七五一年间（新罗圣德王三年至景德王十年，即唐武则天长安四年至玄宗天宝十年）刊印的。比起日本的百万塔经要早一九年到六十六年，比王玠的金刚经要早一百一十七年到一百六十四年，算是现存于世的最古雕版印刷书籍了。在中国的雕版印刷史上，意义十分重大。

据富路特说：“新发现的经卷是桑皮纸（mulberry
paper）所印，卷轴形式，轴心是竹制的，两端涂以光漆。经文长约六三○公分，宽六公分，印纹部份为五•三公分宽，其中有三分之一已被虫蛀。经文是用十二块木刻印版印刷，每块印版约二十至二十一英寸长，印刷后粘接为长卷。……可能是一个或几个中国或韩国的和尚在新罗王朝时代采用这种新技术。稍后几年，由另一些中国或韩国或日本的和尚将之传到日本的首都奈良。……”

按《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是由一名弥陀山的和尚译成中文的，弥陀山是中亚细亚吐火罗人，于公元680～704年间（唐高宗永隆元年至武则天长安四年）居住中国的首都长安，后来他回到家乡。武则天正好是在这段期间统治中国，她创造了十八个“制字”。

韩国学者李弘植教授，将这卷佛经与韩国大邱加衣山海印寺的“高丽大藏经”版本逐字核对，发现两种经文有字句上的差异，字形也有差异，最重要的是这卷陀罗尼经中使用了四个武则天创造的制字——证、授、地、初，共出现九次。李弘植先生推断说：“经过对本经字体的核对，证实本经实际上是新罗时期的遗物。”李氏在此经卷中找出六十几个写经体的异体字，拿笔迹与日本奈良正仓院所藏古文书对照,发现很多是两者相符合的。同时举出日本度云四年（公元707）元正天皇亲笔写的王勃诗序中也有不少武氏制字为证,认为是“新罗的东西”。其实是在唐朝刻印后带到韩国去的。主要有五点理由：

⑴
载初元年（公元689）武后创制了十八个制字，译经者，刻版者为了遵从武后法令，或社会上已极流行，才会使用这些新字。假使这些新字传到新罗，也只是在少数文人之间偶一使用，不会流行，因为新罗没有遵从武后法令的必要。

⑵
唐朝与新罗文化交流频繁，贞观十三年，新罗、高句丽、百济各遣子弟到唐朝留学。新罗在唐初由僧人慈藏取去《三藏》四百余函，举国欢迎。僧人洪庆又自唐闽府航运《大藏经》回新罗。既然卷帙浩繁的大部书籍都运送回国，小小的一本《陀罗尼经》随之带回，自在情理之中。

⑶ 我国在吐鲁番出土的《妙法莲华经》一卷，内容为“分别功德品”第十七、黄麻纸，行十九字，是用武后新字的刻印本。

⑷ 李弘植先生未能举出武后新字在新罗很流行的情况和新罗写本中有武后新字的证据，却知此经的字形与字句与《高丽藏》有所差异。

⑸ 日本正仓院所藏的唐代图书文物，大部分是从唐朝带到日本去的，其笔迹自然与唐朝印本相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