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人类“文明之母”的印刷术的历史功绩，举世公认。由于印刷术在政治、文化乃至科学技术方面的影响波及整个世界，从而引起众多学者对其历史的关注和研究，而这些研究又因印刷术发明年代久远和历代统治者对科技不予重视等因素所造成的文献资料缺乏，导致对包括印刷术发明年代在内的许多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笔者出于工作需要，结识当今于印刷历史颇具学识的不少专家学者，拜读了众多印刷史料，感到当今在印刷历史研究上还存在一些问题，笔者学识菲薄、孤陋寡闻，对这些问题的症结所在知之甚少，更谈不上“研究”二字。本文除在问题的某些方面妄谈一孔之见外，主旨在于提出问题供大家讨论，以求教于专家学者，诸位同仁。

一、为“印刷术”下一个较为准确的定义是研究印刷发明年代的前提条件

研究印刷术的发明、发展史，特别是印刷术的发明年代，前提条件是为印刷术下一个较为准确的定义。试问，在不明确什么是印刷术，对印刷术一词的含义的理解和认识不一致的情况下，怎么可能讨论好印刷术的发明年代呢？以往对印刷术的发明年代之所以众说纷纭，除数据缺乏外，不能不说对印刷术一词的理解不同，也是观点相差悬殊的重要因素。譬如，印刷术发明年代诸说中，除隋唐外，尚有汉晋南北朝之说，甚至有人认为远在新石器时代就有印刷术。观点相差如此之大，其症结就在于人们对印刷术一词的含义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

“印刷术”的定义，各词典不尽相同。《现代科学技术词典》的释文是:“把油墨从印版表面转移到纸（或其它材料）上以复制图像或文字的任何方法”。《词海》的释文则是:“按照文字或图画原稿制成印刷品的技术”。笔者认为这两部词典给印刷术的定义基本正确。如果改成“把油墨（或水墨）从印版表面转移到纸（或其它材料上），以复制图像或文字的工艺技术”则更为准确。这样改的理由之一是我国传统印刷术使用的是水墨而不是油墨；其二是印刷是工艺技术，是工业，它不同于一般的“方法”。用工艺技术更为贴切。

发明印刷术的直接原因有四：一为汉字字形之规范；二为纸、墨等印刷原材料之具备；三为盖印、漏印和拓印等手工雕刻技术和转印复制技术之成熟；四为社会对复制图像和文字之需求。这四种因素或称之为条件之具备，均非一日之功。所以有人说新石器时代已有印刷术不足为奇。全国正协副主席周培源同志在纪念蔡伦发明造纸术1882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人类历史上，一项重大科学技术的发明完成之前，有不少这样或那样的初步设想和雏形品的出现，是符合人类认识与改造客观世界的规律的”。周培源同志的这句话，同样适用于印刷术。在印刷术发明之前（这里指完成这一发明之前）的数千年间，上自新石器时代的印纹陶器，下至秦汉以来的模印砖瓦、盖印封泥和织物印花，乃至尔后的碑拓技术，均处在印刷术发明前的设想和雏形阶段，算不上真正的印刷术。但这些设想和雏形品的出现，作为印刷术之先河，对完成印刷术的发明起了重要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印刷术是复制技术，它以大量复制、从而满足社会文化事业之需要为目的；印刷必有印版，而此印版必须是为印刷而制作；印刷必有印墨，印版通过印墨将图文转移到承印物上。是否可以以此三者为基础，来探讨印刷术的发明年代。

二、印刷术的发明和应用印刷术印书含义不同，不能混为一谈

发明印刷术和应用印刷术来印刷书籍，是概念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即使二者是一件事，也不能混为一谈。这是因为印刷术是工艺技术，印刷术的发明是印刷这种工艺技术的发明；印刷术可以用来印书，也可用来印画、印布告诏书等其它印件。综观历史上各家关于印刷历史之论述，起先谈论的多是版刻图书之始及其发展情况，尚未涉及印刷术的发明问题。譬如沈括《梦溪笔谈》云：“板印书籍唐人尚未盛行之，……”。孙毓修《中国雕版源流考》云：“世言书籍之有雕版，始自冯道，其实不然，监本始自冯道耳……”。叶德辉《书林清话》云：“书籍自唐时镂版以来，至天水一朝，号为极盛”。只是到了近世，人们开始着意于探讨印刷术的发明年代时，才自觉不自觉地将二者混同起来。譬如：《中国印刷术的起源》云：“中国印刷术的起源，大致有三说：（一）以为雕版印书，始于五代时的冯道；（二）以为始于隋；（三）以为始于六朝”。前边明明说的是印刷术的起源，而冒号后的三个以为却指的都是雕版印书之始。前言不搭后语，自相矛盾。类似情况颇多，似应引以为戒。

三、迄今虽无争议但却说法各异的套印术

对于“套印术”，迄今还没有像印刷术的发明年代那样争论不休，但却说法各异。似乎人们对套印一词的含意及其说法的准确性尚未给予足够的重视。

对套印术的发明时间，大致有三种说法：一种说法认为套印术始于明朝，出自徽州。持此意见者把套印术局限于“整版套印”，即印品需要几种颜色，即刻制大小相同的几块印版，各版刷以相应颜色的印墨，逐版进行套印的工艺方法。此法始于16世纪，盛行于徽州。

另一种说法认为套印术始于元朝，现存实物——湖北江陵中兴路资福寺无闻和尚于公元1340年双色套印的《金刚经注》，是现存最早的套印书籍。不少人认为此为涂色印品。涂色印刷始于14世纪。17世纪初徽州刻印的程君房《墨苑》有数十幅为四五色套印。印品印制精美，色彩妍丽，此时涂色套印技艺已相当成熟。

第三种说法认为套印术始于北宋。史载我国最早出现的印刷纸币“交子”用铜版印刷，版画图案精美，三色套印。迄今所知最早记载北宋已有套印术的是宋人李攸，他在《宋朝事实》中提到当时的纸币“用同一色纸印造，印本用屋木人物，铺户压字，各自隐密题号，朱墨间错，以为私记”。明人曹学佺着《蜀中广记》也有类似记载：“制楮为卷，表里印记，隐秘题号，朱墨间错”。说北宋的“交子”是用铜版，以青蓝红三色套印的。

综观我国印刷发展史，自公元六七世纪之交发明印刷术以来，到宋代已出现了彩色印刷品。问题是这些彩印品中的彩色是印后手工描绘的，还算不上是套印。能够称得上是套印的最早印品是北宋的“交子”，尽管它还是一种不完善的套印品。以往，由于人们总是从印书的角度去谈论印刷术和套印术，所以北宋出现的、用于印刷纸币的套印术并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事实上，宋朝（北宋和南宋）颁行过的交子、钱引、关子、会子等纸币都是套版印刷的。交子为三色印刷前已述及；钱引“用黑、青、红三种颜色，分六次套印”；会子“也和钱引一样，用三色套印”（《中国的印刷术》语）。1983年，安徽东至县发现了南宋关子印版八块，为宋朝已有套印提供了实物证据。众所周知，纸币是一种印量很大的印刷品，宋朝如此多的纸币均为多色印刷，足可证明宋时已有套印术。宋朝纸币多色是“盖印的”一说难以让人信服。因为印量很大的纸币，在印刷工艺成熟、应用广泛的宋朝，既不可能、也无必要全部采用盖印术印制，它很可能是整版图文用刷印、小块图章用盖印，集刷印、盖印于一身的套版印刷品。1974年在山西应县发现的《南无释迦牟尼佛像》等套印品，从时间和工艺两个方面为宋时已有套印术提供了无可争议的左证。

四、旋风装问题似可定论

旋风装是我国古代书籍装订形式的一种，是书籍由卷轴装向册页装发展的过渡形式，几与经折装同时。对于旋风装，历来有两种说法：其一，说旋风装是将经折装的首末两页用一张整纸粘连起来的装订形式，与经折装相似。其二，说旋风装在外观上与卷轴装完全一样，区别在于它不直书于卷轴长卷之上，而是将一张张书页彼此错开一点距离，逐次粘贴在长卷内，展卷阅读时，书页错落粘连、形如鳞次、逐页翻飞，犹如旋风状，故名旋风装，又称龙鳞装。

历史上关于旋风装的记载形象而不详尽。宋人张邦基的《墨庄漫录》云：“成都古仙人吴彩鸾善书小字，尝书唐韵鬻之……，世间所传唐韵犹有旋风叶”。还说旋风装的叶子在展卷阅读时“逐叶翻飞，展卷至末，仍合为一卷”。宋人欧阳修在《归田录》卷二曰：“唐人藏书皆作卷轴，其后有叶子，其制似今策子。凡文字有备检用者，卷轴难数卷舒，故以叶子为之，如吴彩鸾唐韵、李邰彩选之类是也”。清人叶德辉在《书林清话》中谈到旋风装的特点时，说它是“鳞次相积”。

对以上二说，笔者认为：前者所描述的装式与史载有不合之处。譬如展卷阅读时，它可以逐页翻飞，但不可能鳞次相积。再者，它既是由经折装粘连首未而成，时间上必在经折装之后，而经折装几与旋风装同时或稍后。何况此说迄今尚无实物证据？后者，有现存实物珍藏在故宫博物院的手写《谬补缺切韵》（图4）为证。此物之装式不仅与后者所描述的一致，而且是古文献上明确指出的为“旋风叶”的吴彩鸾手写《唐韵》（见魏隐儒着《古籍版本鉴定丛谈》）。如此巧合，世所难得。故宫博物院所藏实物为旋风装当无疑义。故笔者认为旋风装问题似可定论。

五、几乎被遗忘了的孔版印刷

提到孔版印刷，人们会很自然地联想到现在广泛应用着的打字油印和丝网印刷。不错，打字油印和丝网印刷都属于孔版印刷，其应用不可谓之不广。然而，如果试问一下孔版印刷的发明年代和它的发展演变情况，以及在我国传统印刷史上的地位如何，恐怕就鲜为人知了。孔版印刷在印刷史上几乎成了被遗忘的角落。

关于早期的孔版印刷，卡特在其《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中是这样介绍的：“用镂花的模版或粉末穿孔作为复制的方法，在佛教寺院中特别流行。我们曾发现若干这样的镂花板纸：纸上佛像的头很大，先用笔画成轮廓，再用针尖照轮廓刺洞，和现在的刺绣的传写花式很相像。遗物中还有镂花板模印的纸、丝绢和有画的墙壁”。“敦煌曾经发现相当数量的模印织物，有双色的，有的有好几种颜色”。

图4 旋风装

1974年在山西应县木塔内发现的套印图画中，大概有三幅被认为是孔版印刷的。《中国的印刷术》云：“这三幅套色印刷物，可能是丝漏印刷的。先制成两套漏版，漏印了红色，再换版漏印蓝色，然后用笔染上黄地，这和当时民间漏印染花布的方法基本一致”。

从上述关于孔版印刷的记载分析，孔版印刷的出现不一定晚于雕版印刷，正如卡特在其《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里所说的“石拓、丝绢模印、印章、戳记，这些都是殊途同归导引成为木刻的一些重要步骤”那样，也许它早于雕版印刷而对雕版印刷的发明有所启示。近年孔版彩色套印品的发现，从时间和工艺上都无可辩驳地证明，它对套印术的发明和发展产生过深远的影响。无论是给雕版印刷以启示，还是对套印术的发明与发展产生影响，都足以说明孔版印刷在我国传统印刷史上的价值和地位。期望热心于印刷史的专家学者着意于古文献的字里行间，查找有关孔版印刷的蛛丝马迹，天长日久，集腋成裘。到那时我们再把它的来龙去脉贯穿起来，还孔版印刷发展史以本来面目，岂非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六、有组织有计划地征集、整理近代印刷史料，撰写《中国近代印刷史》是印史工作的当务之急

大凡史料之征集，时间相去越远，征集难度越大。中国印刷历史研究上存在的若干问题，之所以成为问题，无不由年代久远、资料缺乏所致。而资料缺乏，在很大程度上又出自年代久远。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课题:有组织、有计划地征集和整理近代印刷史料，撰写《中国近代印刷史》，是印史工作的当务之急。

近代印刷术，种类繁多、脉络纷杂，加之所处年代社会动荡，征集和整理非常困难。

近代印刷术从19世纪初西方铅活字印刷术传入起，继有泥版和纸型浇铸铅版、平版石印、电镀铜版、雕刻铜版、影写版、珂罗版、照相制版术和平凹版等工艺技术，以及相应设备和材料之传入。随后，以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等大型印刷企业之建立为转机，中国印刷学会的成立及其在印刷科研、印刷教育、印刷出版等方面的开展为标志，开始了我国民族印刷业新的发展历程。抗日战争的爆发，使得以上海为中心的这一新的过程夭折，导致印刷企业化整为零，向遍布全国的解放区、敌占区转移。出于革命之需要，全国各地小型印刷厂的建立和发展纷至沓来，分布日广。对这些繁多而纷杂的印刷史实所构成的史料之征集，绝非一直滞留在“个人爱好”水平上所能胜任，亟需有关部门加以领导，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幸好近代相去未远，资料流失尚小，部分活的资料——当事人和知情者尚在。期望我们的领导机关不失时势地将此项工作纳入日程，否则，我们不仅愧对先人，对后人也是无法交待的。

（原载上海《印刷杂志》1990年3期，台湾《印刷与设计》第53期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