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现有文物和文献资料推算，中国的雕版印刷，当始于公元六七世纪之交的隋末唐初，迄今已有一千四百年的历史。如果追根溯源，从它的源头算起，则印刷术从萌芽，到雏形，到发明和完善，到繁荣昌盛，已经过了约五千年的发展历程。真可谓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然而，由于中国古代历代统治者和文人墨客重文轻工，致使被誉作“文明之母”的印刷术的发展史的记载和研究失于关注，起步甚晚。综观有关中国印刷史的各家著述，能够称得上是研究
的，当首推二十世纪初孙毓修着《中国雕版源流考》，迄今尚不足百年。随后继起而为之者，有卡特、张秀民、钱存训、刘国钧、昌彼得、史梅芩、魏隐儒，以及众多图书、版本、目录学的专家和学者。其中尤以卡特、张秀民、钱存训先生的业绩卓著。是他们，在那浩如烟海的古籍图书的字里行间，勤奋耕耘，寻找着有关印刷术的蛛丝马迹，撰写出《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中国印刷史》、《纸和印刷》等不朽的传世之作。为中国印刷史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西方近代印刷术的传入和发展，导致中国的印刷术从以手工操作为基本特征的传统印刷，向以机械生产和光学、化学的应用为基本特征的近代印刷演变。正是这一演变，导致中国的印刷术及其印刷事业，跨入了它发展史上的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近代史时期。人们对印刷近代史的研究也随之提上了日程。

近代印刷术，种类繁多，应用广泛，传入渠道也相当复杂。采用以往研究传统印刷术发展史的思路和方法研究印刷近代史，实难奏效。恐怕这不能不说是迄今尚无人写出“中国印刷近代史”的原因所在。人们不得不重新考虑这一问题，寻找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和方案。于是，“大印刷”和“大印刷史观”出现了；有组织、有计划地编纂《中国印刷近代史》的呼声和要求得以落实；对中国印刷史的研究，从思想认识的更新，到观念的改变，在逐渐演变中；“大印刷史观”为越来越多的、包括老一代图书版本学家在内的专家学者所赞许，用“大印刷史观”研究中国印刷近代史、甚至重新研究印刷古代史，势在必行；人们对中国印刷史的研究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和热情。近几年，中国印刷博物馆的筹建，《中国印刷近代史》的编纂，第一届中国印刷史学术研讨会的召开，在印刷高等院校设置“中国印刷史”课程等一系列印刷界、印刷史学界的重大事件的发生，既反映了当今蓬勃发展着的中国印刷历史研究的现状，又可从中看到中国印刷历史研究的前景和曙光。

1991年6月29日，在中国印刷及设备器材工业协会会长范慕韩同志召集的会议上,成立了以笔者为组长，辽宁新闻出版局副局长夏炎同志、上海印刷出版高等专科学校王世玲教授为副组长的编写组，着手对《中国印刷近代史》进行总体设计。7月25日、9月11日,分别在北京、上海召开了专家研讨会,对笔者设计的“编写大纲”进行学术论证。同年11月25～26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国印刷近代史》第一届编写工作会议。会议审议并通过了笔者拟就的“编写大纲、编写计划、编写要求”三个文件，成立了以范慕韩、王益同志为首的编纂委员会，并落实了由范慕韩兼任主编，万启盈、张树栋（常务）任副主编的具体编写班子。

《中国印刷近代史》的编纂与以往印刷史著作相比，有如下几个明显的特点：

⑴此次修史与以往个人奋斗不同，是一次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的修史活动，带有明显的官方修史特征。

⑵编写班子中，既有图书版本专家、出版史专家，又有长期致力或热心于印刷史研究和著述的印刷工作者，是一次由史学家和专业人员配合、共同修史的活动。这在中国印刷史上尚属首创，具有开创之功。

⑶《中国印刷近代史》的纲目是完全按照“大印刷史观”拟定的。内容既有近代印刷术的传入与发展，又有传统印刷业的更替；既有印刷工艺技术之演变，又有印刷设备、器材、科研、教育和出版。是全面、系统、全方位多视角研究、记述中国印刷近代史的综合之作。这在中国印刷史的研究、著述中，同样是史无前例的。势必会对今后印刷史的研究和著述，产生深远的影响。

1992年1月成立中国印刷博物馆筹备委员会，标志着中国印刷博物馆的创建得到党和国家领导的支持和赞许，引起海峡两岸和海外炎黄子孙以及国际文化界的普遍关注。这对印刷历史的研究，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推动。人们把印刷历史研究看作是印刷博物馆建设的软件，印刷博物馆建成后的组织机构中，设有印刷历史研究室。可见，中国印刷历史研究对于中国印刷博物馆的建设是极为重要的。事实上，缺了印刷历史研究这个软件，印刷博物馆这个硬件必将变成一个华丽的空壳，而失去它存在的价值。中国印刷博物馆的建成，无异于给中国印刷历史研究创建了一个研究基地和中心。中国印刷博物馆必将以这个基地和中心，把海峡两岸乃至国际友人中有志于印刷历史研究的专家学者组织起来，在有组织、有计划地研究中国印刷史、甚至世界印刷史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开创一个印刷历史研究上的新纪元。

1993年12月4～5日，在中国印刷博物馆奠基典礼同时，召开了“第一届中国印刷史学术研讨会”。会议收到论文近20篇，其中不乏高水平之杰作；论文内容涉及造纸、丝网印刷、饾版拱花、纸币印刷、印刷字体以及印刷科技探源问题；“应用大印刷史观研究印刷史”的研究方法问题；古代和近代印刷史中某些资料的考证问题。著名纸史专家潘吉星，台湾中国文化大学资深教授李兴才，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资深教授、书史专家郑如斯，中国科技大学自然科学史教授张秉伦等近30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著名印刷史专家张秀民、钱存训专为会议撰写论文并发来贺电。范慕韩和王益同志参加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无疑，首届中国印刷史学术研讨会的召开，对中国印刷历史的研究，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1993年12月，新闻出版署组织召开了印刷高等教材编委会，会议决定将《中国印刷史》列入印刷高校教材，在印刷院校设课。这对中国印刷历史的教育和宣传乃至印刷史研究，是极为有益的。

数量可观的中国印刷历史图书和论文的出版，也是当今印刷历史研究相当活跃的重要标志。据不完全统计，近十年来，已出版印刷史图书近20种，其中仅笔者亲笔撰写和经手选编、编辑的就有12种之多；国内外学者在报刊上发表印刷史论文数以百计，从未间断。这些印刷史图书和论文，从印刷历史研究的角度分析：内容上，已涉及印刷术的起源时期和近代史时期；观念上，用大印刷史观研究印刷史已基本得到共识，印刷史的研究和著述正在从以往以雕版印书为中心，向从工艺技术角度进行研究和著述转化；范围上，研究重点正在由古代印刷史向印刷术的导源期和近代史、以及古代史中雕版印书以外的孔版（主要是织物）印刷、套版印刷、纸币印刷等领域转移，开辟了印刷历史研究上的一个新局面。

近几年来，众多有识之士一直在呼吁成立中国印刷历史研究会。对此，范慕韩、王益、王仿子等不少领导已明确表示支持。就目前而论，成立只是个时间问题。可以肯定地说，“中国印刷历史研究会”的成立之日，必是印刷史专家学者组织起来之时。它的成立，于中国印刷博物馆的建设和中国印刷历史的研究乃至学术交流，定会大有作为。诸君不妨拭目以待。

基于上述，中国印刷历史研究的过去、现状和前景，可作如下归纳：

⑴早期中国印刷历史研究的著述，多出自老一代图书目录版本学家之手；研究重点偏重于传统的书籍印刷。这是由于：①中国古代印刷术主要用于书籍印刷；②印刷史料皆载于古籍之中；③图书版本目录学与印刷术息息相关；④只有图书版本工作者具备大量查阅古籍图书的条件和素质。因此，由图书版本目录学家研究印刷史并把它从书史中分离出来，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带有较多的书史色彩，这是历史的必然。老一代图书版本学家的研究成果，为尔后的印刷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作出了让后人钦敬的卓越贡献。

⑵近代印刷术，种类繁多，工艺复杂，传入渠道各异。用以往研究方法和单凭个人奋斗实难奏效。“大印刷史观”应运而生；由印刷专业人员同史家合作，有组织、有计划地编纂印刷史书势在必行。《中国印刷近代史》的编纂为用大印刷史观，由专业人员同史家合作，有组织、有计划编纂印刷史书之先驱。《中国印刷近代史》的编纂，中国印刷博物馆的建立及其展厅设置，第一届中国印刷史学术研讨会等当今印刷史重大事件以及众多印刷史书籍、论文的出版，既显示出当今印刷史研究的学术气氛之浓、发展之快，又反映了当今印刷史研究正处在认识、观念和方法之转变之中。相信这一转变随着中国印刷博物馆建成开馆和中国印刷历史研究会的成立而加速运行，不久即可完成。

⑶历史上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循序渐进的，新的、属于前景方面的事物，总要在旧的、属于现状方面的事物之中孕育、发展，而且这种发展的趋势往往带有某种程度上的必然性。今日筹建中的中国印刷博物馆，将来必然是印刷历史文物和文献资料的聚集地，而成为印刷历史研究的物质基础和基地；中国印刷博物馆收藏研究部的研究室，必将成为这个基地中的印刷历史研究中心；这个研究中心又必然会通过迟早要成立的中国印刷历史研究会，把有志于印刷历史研究的专家学者组织起来，团结在自己周围，有组织、有计划地对中国印刷史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而这种研究又必然是以“大印刷史观”的思路进行的。这些前景，应该说从印刷历史研究的现状中，已经看得相当清楚了。至于如何研究，笔者曾在第一届中国印刷史学术研讨会的发言中，作了这样的描述：首先，由印刷历史研究的专家学者，按照大印刷史观，共同探讨、描绘出包括起源、古代、近代、现代四个历史时期在内的中国印刷源流史的框架和蓝图。之后，大家分工合作，根据个人特长，分专题、设专人进行研究。譬如：请著名纸史专家潘吉星先生按印刷史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纸的发明发展史；请中国造币学会精通纸币印刷史的张季琦先生深入研究纸币印刷史；请西夏文印刷颇具造诣的宁夏考古研究所牛达生先生深入研究西夏文印刷；请中国科技大学自然科学史教授张秉伦先生研究并模拟传统的活字印刷，制作古代活字和排版工具复制品；请台湾中国文化大学资深教授李兴才先生深入研究台湾印刷史；……。将分专题研究成果汇集、整理，并通过中国印刷博物馆展厅予以展示，一部完整的中国印刷史即可展现在世人面前。显然，这对弘扬中华文化，加强学术交流，对炎黄子孙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振兴中国印刷业，都是大有裨益的。

（原载《印刷技术》199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