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刷是工艺技术。印刷工艺技术的发生和发展有它自身的规律和轨迹。对中国印刷历史的研究，理应、也只有沿着印刷工艺技术的发生、发展这条主线，顺藤摸瓜，才能逐步接近历史的真实，再现中国印刷术的发展过程。

笔者是长期从事编辑出版工作的出版印刷工作者，自觉对印刷历史的宣传甚至研究负有责任，因此特别关注当今史学界对印刷历史的研究成果和动向，非常赞赏范慕韩老先生提出的“大印刷观”和李兴才先生提出的“大印刷史观”。反复拜读以大印刷观和大印刷史观为内容的各家著述，发现这两种观念有着极其相似之处。所不同的是提出这两种观念的着眼点有所不同。前者着眼于印刷工业的发展，后者着眼于印刷历史的研究；前者是后者的基础，而后者则是前者用于印刷历史研究的产物。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拙见认为，这两种观念的出现，是印刷术及其印刷事业发展到一定程度上的必然产物，对中国印刷工业的现代化，对中国印刷历史的研究和著述，都具有时代意义。人们只有坚持“大印刷观”和“大印刷史观”，才能加速中国印刷工业的发展，尽快实现中国印刷工业的现代化；才能引导中国印刷史的研究逐步从书史中分离出来，使其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

历史上,中国印刷史的研究,一直处于中国书籍史的孕育之中。由于印刷术在古代主要用于印书,有关史料皆载于古籍图书之中；

同时也由于只有图书工作者才具备在浩如烟海的古籍图书中寻找有关印刷史的蛛丝马迹的条件和素质，因此，长期以来从事印刷史研究和著述的专家学者，基本上都是图书版本工作者。正如李兴才先生所说的：“与书为伍，自然所谈的是书，写的也是书，即使论及印刷史，十之八九皆以印书史为中心，而未必概括全面的印刷史”。

19世纪初，西方近代印刷术传入中国，导致中国的印刷术从以手工操作为基本特征的传统印刷向以机械生产和光学、化学的应用为基本特征的近代印刷演变。正是这一转变，导致中国的印刷术及其印刷事业，跨入了它发展史上的全新的历史新时期——近代史时期。人们对近代印刷史的研究也随之提上了日程。

近代印刷术种类繁多，应用广泛，传入渠道各异。采用以往研究传统印刷发展史的思路和方法研究印刷近代史，难以取得预期效果。恐怕这不能不说是以往专家学者着墨印刷史都写到清末的原因所在。人们不得不重新考虑这一问题，寻找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和方案，以结束中国印刷史著作长期在近代印刷门前徘徊的局面。

半个世纪以来，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数十年间，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印刷技术、印刷事业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印刷从业人员的素质有了很大提高，一些长期从事印刷科研和教育的印刷工作者，开始关心和参与印刷历史的研究和著述，给中国印刷史的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出现了由史学家和出版印刷工作者共同研究中国印刷史的新局面。“与印刷为伍，着眼点自然是印刷”，“大印刷观”和“大印刷史观”便应运而生了。

一、什么是大印刷观和大印刷史观

“大印刷观”和“大印刷史观”的提出是个新生事物。对新生事物，人们总要有个认识过程。迄今虽然还没有人对这两种观念提出异议，但对这两种观念的理解和认识却不尽相同。为此，范老先生曾撰文指出：“所谓‘大印刷’，是针对把‘印刷’理解为印书和印报的似已成为习惯的狭窄概念，把印刷工艺和印刷工业从这一小圈子里解放出来，使其真正扩大印刷工艺技术应用的领域，建立起印刷工业的坚实基础，从而增强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服务的效果”。具体讲：“一是总结历史经验，需要把专业印刷与印刷设备、印刷器材，包括造纸等工业联系起来，……由狭义的印刷转向广义的印刷。二是针对现实的工业分工情况，不因为国家部门的分工而把印刷市场人为地分割开来，……把书刊、报纸印刷，工业品印刷，包装印刷，防伪印刷，商业零件印刷的市场联系起来”。显然，范老的“大印刷观”是着眼于中国印刷工业的发展而提出的。现实情况是，印刷作为一个跨行业的、庞大的工业体系，长期以来一直处于新闻出版、电子、轻工、机械、化工、纺织、人民银行、邮电……等各部委分管之下，形成了谁用、谁建、谁管的管理体制。如果不把印刷及设备器材等相关工业捆在一起，统一规划，协调发展，势必影响印刷工业的现代化。无疑，范老的意见是正确的。只是在“大印刷”概念中，张树栋同志出于印刷历史研究的考虑，在范老意见的基础上，增加了“印刷科研、印刷教育和印刷出版”内容，认为印刷科研、教育和出版也应包括在大印刷范围内。这一意见得到了范老的赞同。

“大印刷史观”是由台湾中国文化大学资深教授李兴才先生提出和倡导的。

李兴才为“大印刷史观”所作的解释是：“应放大视野，开阔心胸，从整体的、全面的、长程的、全方位的角度，来研究中国印刷史”。李先生进一步指出：（研究中国印刷史）“不可仅谈印书史而不谈印刷史，不可仅谈雕版印刷史而不谈孔版及活字版印刷史，不可仅谈印在纸上的印刷史而不谈印刷在其它材料上的印刷史，不可仅谈印刷方式的印刷史而不谈拍、打、压、刮……方式的印刷史，不可仅谈有了印刷品后的印刷史而不谈出现印刷品以前的印刷和历程，不可仅谈印刷术而不谈影响印刷术发展的其它因素（如社会、文化、经济、科学、技术、艺术）”。

张树栋先生的提法则是：“站在印刷立场，从印刷角度出发，以印刷工艺技术的发展为主线，旁及印刷设备、器材、科研、教育和专业书刊出版等相关领域，全面、系统地研究中国印刷史”。

迄今，社会上并没有“小印刷”和“小印刷史”这种说法。那么，何以提出“大印刷”和“大印刷史观”？中国印刷史是中国印刷的历史，中国印刷史的研究和著述，自然要站在印刷立场，从印刷角度出发，何以特意指出，而且还要放大视野、开阔心胸？其中必有一番道理。带着这个问题，反复拜读与这两种观念有关的论文和书籍，加之当面请教和探讨，方知这两种观念都是在总结历史经验，结合现实情况，着眼于未来发展而有的放矢地提出来的。

1．总结历史经验。历史经验表明：

①印刷术的发明有技术、物质、社会文化等三个必备条件。这三个条件的具备，经历了数千年的演进过程。其中，技术条件是手工雕刻技术和转印复制术；物质条件是笔、墨、刻印工具和织物等承印材料；社会文化条件则是社会文化对印刷术这种转印复制术的需求。这三个条件的具备直接促成了印刷术的发明和完善，是印刷史上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②自古以来，印刷术就不限于印书。随着时间的推移，织物、佛像、书籍、纸币、地图、报纸……，印刷术的应用范围日益广泛。

③印刷虽是以新闻出版为中心的文化事业的组成部分，但从根本上讲，它是工艺技术，是工业，它的起源和发展，是沿着印刷工艺技术发展这条主线进行的。

④印刷与造纸、制墨、机械、电子等相关行业关系密切，没有相关行业的支持，印刷既不能诞生，更无以发展。

2．现实情况是：

由于历史的原因，同时也由于专业分工上的局限，长期以来所形成的、人们在认识上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印刷就是印书、印报的概念始终未能消除。导致把印刷史的研究，尤其是印刷术的发明问题的研究引入歧途，难以自拔。以往印刷史著作多偏重于书史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而这正是“大印刷史观”诞生的土壤和环境。

3．着眼未来：

印刷工业的发展，印刷工业的现代化，需要把印刷作为一个系统工程对待，在“大印刷观”指导下，把印刷与相关工业统一规划、协调发展，中国印刷工业非此无以进步。中国印刷历史的研究和著述，也应走出误区，在“大印刷史观”指导下，沿着印刷工艺技术发展的这条主线，全面、系统、深入地进行研究，还中国印刷史以本来面目。

二、用大印刷史观研究印刷史势在必行

总结历史经验，结合现实情况，着眼未来发展，范老在中国印刷博物馆的筹建工作中，高瞻远瞩，提出了“以大印刷观为指导思想，再现中国印刷术的发展过程为主题”的布展原则。据此，中国印刷博物馆的展厅布置分成源头、古代、近代、现代四个展区，使中国印刷术长达五千年的源流史，全面系统地得以展示。范老此举对中国印刷史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总结历史经验，结合现实情况，着眼未来发展，李兴才先生一再呼吁:“应以大印刷史观研究中国印刷史”，对用“大印刷史观”研究中国印刷史的构想和方法作了许多具体的阐述。对中国印刷历史的研究、特别是把中国印刷历史研究引出误区、步入正轨，发挥了重要作用。

总结历史经验，结合现实情况，着眼未来发展，张树栋先生以“大印刷史观”为指导，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草拟了《中国印刷近代史》的编写大纲。第一次《中国印刷近代史》编写工作会议正式批准了这个编写大纲。使得从印刷角度出发，以近代印刷工艺技术的发展为主线，有组织、有计划地编纂《中国印刷近代史》得以落实。

现已出版的《中国印刷近代史》，分近代印刷术的传入和发展，近代印刷工艺技术的演变与发展，新兴的印刷设备器材工业，印刷科研、教育、出版与管理，以及中国传统印刷业的兴盛与更替五个专题。并在第一章绪论中作了“历史的回顾”，以求将印刷近代史与印刷古代史作有机的衔接，以极其简短的文字，让读者了解印刷术从萌芽到雏形，到发明、完善以至繁荣昌盛的全过程。以大印刷和大印刷史观为指导的《中国印刷近代史》的编纂和出版，不仅填补了中国印刷历史著述上的空白，更重要的是它开创了中国印刷历史研究上的一个新局面，使长期徘徊在近代印刷门前的中国印刷历史的研究和著述，走出以书史为主的误区，步入了能逐渐接近历史真实的康庄大道。

从中国印刷博物馆的布展方案和《中国印刷近代史》的编纂可以看出，当今在中国印刷历史研究上，从思想认识到具体方法，都在转变之中。中国印刷博物馆布展的指导思想和主题，《中国印刷近代史》中包括工艺技术、设备器材、科研教育在内的各专题的设置，是这一转变的具体体现和典型事例。试想，如果没有“大印刷观”和“大印刷史观”的指导，势必：①印刷术源流史上长达数千年的源头部分继续被排斥在中国印刷史之外而很少有人问津；②以印刷术用于印书之始作为印刷术发明年代之争会永无休止地继续争论下去；③依旧以套版印书之始作为套印术之始，把1340年湖北江陵资福寺无闻和尚的《金刚经注》作为最早的套印品，而把宋代套印纸币和辽代的彩画佛像排斥在套印之外；④《中国印刷近代史》的编纂继续成为人们望而却步的障碍难以逾越；⑤中国印刷博物馆很可能搞成以印书史为中心的、实际上的印书博物馆……。种种迹象表明，“大印刷史观”是印刷术和印刷业以及印刷历史研究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必然产物。因此可以断言，用“大印刷史观”研究印刷史势在必行。

（原载《今日印刷》1996年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