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一些年来，韩国部分学者，以1966年在韩国庆州佛国寺释迦塔内发现的唐武周刻本《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为据，频频撰文，说这本佛经是在韩国的新罗朝刻印的。他们避而不谈当时中国崇尚佛教，手抄佛经盛行，主要用于刻印佛经佛像的雕版印刷业已成熟和正处在实施发展阶段，以及当时中国翻译这本佛经的缘起、目的，就是为广为普施，以求灭罪、消灾、延寿，一经译成汉文，必将大量刻印这一历史事实，硬生生地勾画出似乎当时世界上只有“新罗朝”在那里崇佛抄经，进而发明了雕版印刷这样一幅美丽的“图画”。更有甚者，韩国清州大学校人文大学副教授金圣洙，居然于1994年撰文《关于韩国木板印刷起源年代的研究》
，提出要通过召开“国际学术大会”，把他们的主观臆断推向世界，让世界予以公认的主张。他建议：“1.由书志学界、文献情报学界和考古美术学界共同举办；2.由政府文化体育部、教育部和外务部一起主管；3.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支持、认可下，就《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和释迦塔内发现的所有文物，召开‘国际学术大会’和‘世界稀贵图书展示会’，以便使《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的刊行年代得到世界公认，使《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为现存世界最早的木版印刷本得到世界公认，进而使韩国木板印刷起源年代被公认为世界最早的印刷本刊行年代。”这些主张和观点，回避了这本佛经的刊印地点是中国而不是韩国这一历史事实，目的是诱使人们认可他的“印刷术起源于韩国说”。

学术问题，各抒已见，百家争鸣，是正常的，但不能违背起码的、基本的事实。对韩国部分学者将唐武周刻本《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定为韩国新罗刻本，已故韩国教授安春根先生，在其《新罗时代的印刷出版问题》一文中，已经作了批驳，他说：“他们的说法只是推定、假设和推测。”并建议：“有必要确认1007年出版的《宝箧印陀罗尼经》是我国（按：韩国）最早的印刷物。”
可如今的情况不同了。金圣洙先生要召开“国际学术大会”，让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承认早已为世界公认的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印刷术起源于韩国，而且这一建议居然还得到了韩国政府的支持。

1996年11月17日《中国文物报》发表的著名科技史家潘吉星先生的《印刷术的起源地：中国还是韩国？》和1996年12月25日著名书史专家李致忠先生在《新闻出版报》上发表的长文《中国：印刷术的发源地——〈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刊印考》，从不同的角度，对《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的翻译缘起，翻译时间、地点和翻译者，刻印时间和地点，以及韩国新罗朝时尚无印刷、庆州发现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既不是韩国新罗朝刻本，也不是现存世界上最早的印刷品等进行了全面、系统、科学的辨析、考证和论述。对此本文不再赘述。笔者仅从社会文化背景，论述印刷术起源于中国的历史必然性。这是“韩国起源说”论者不应回避、也难以回避的问题。

二、发明印刷术的社会文化背景

个别韩国学者在没有深入考证的情况下，仅以中国唐武周刻本佛经在韩国发现这一孤证，就主观臆断这本佛经是在韩国新罗朝刻印的、现存世界最早的印刷品，而且还要以此孤证为据，要求世界公认韩国是印刷术的发源地。这实在让人啼笑皆非。众所周知，印刷术的发明是一个长期演变的过程，是无数先贤集体智慧的结晶。它既不是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偶然事件，更不会由某一个人一朝一夕可以完成。试想：如果没有笔、墨、织物和纸张、刻印工具这些物质条件之具备，你拿什么来刻版印刷？如果没有经过数千年演变而成的、规范了的文字——汉字，你又印刷什么？如果没有纯熟、精湛了的手工雕刻技术和转印复制术，你又怎么能够刻版印刷？可这些物质的、技术的、文化的条件是经过长达数千年演变过程才得以成熟而又缺一不可的呀！不知这个别韩国学者能否提供这些发明印刷术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在韩国是如何诞生、发展和成熟起来的。就中国而论：

⒈
大量的出土文物证明,远在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末期,中国已经出现了原始的文字符号，并广泛采用刻模拍印技术制作陶器，作为刻版和转印复制术的印刷术，处在萌芽之中。

⒉
距今三千多年以前的商朝，中国的汉字已趋成熟，并广泛用来书写和镌刻在龟甲、兽骨之上。与此同时，印章的盖印术也在应用中。文字的发展和应用，对印刷术必不可少的笔、墨、雕刻工具等物质条件的发展提出了要求。河南殷墟等地出土的大量刻有文字的甲骨文书为此提供了无可争议的实物证据。

⒊
西周时期（约前11世纪——前771年），文字更广泛用于雕刻和铸造在青铜器皿之上；用毛笔书写在竹简、木牍之上并编连成“策”的书籍制度业已形成；汉字在周宣王的史官史籀整理之下，也已进化到“大篆”阶段。尤其重要的是，西周已采用刻制单个反体字模，用以拼排成完整版面，再铸于青铜器皿之上的工艺技术，公元前七世纪用此工艺技术铸造的《秦公簋》铭文和周末铸成的青铜“奇字钟”，为此提供了实物证据。这一工艺的实施，无疑会对后来的活字排版、特别是金属活字的制作产生深远的影响。

⒋ 史载，春秋战国时期的型版——雕刻凸版和漏版（孔版）印花在广泛应用中
。1978～1979年在江西省贵溪县渔塘仙岩一带春秋战国崖墓中，出土的两块漏版印花用的刮浆板，和印有银白色花纹的深棕色苎麻布
，以及1983年在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的两件铜质印花凸版
，为此提供了实物证据。这说明，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出现并广泛采用了以织物为承印材料的凸版和孔版印花技术。

⒌
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起统一的封建帝国后的秦汉二朝，社会文化与科学技术的发展跨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新时期。诸子百家之后的文化事业蓬勃发展，文字由周朝的大篆进化为秦朝的“小篆”,进而发展成今天我们仍在广泛使用着的“隶书”和“楷书”,完成了汉字的规范和易于镌刻的演变过程。刻石技术的发展，不仅导致了刻版技术的成熟和精湛，而且造就了一批技艺高超的刻工。人们可从现存的东汉熹平石经和魏三体石经，一览当时精美的刻石艺术。秦汉时期盛行的盖印封泥和砖瓦模印，是转印复制术发展史上的里程碑。用于织物印花的凸版压印和夹缬漏印，以及纸张出现后的碑石拓印，标示着印刷术已处在雏形阶段。至此，发明印刷术的物质、技术、文化准备均已完成。只要社会环境适宜，印刷术的完善和推广使用势必自然而又必然地提上日程。与印刷术发明相关的社会文化背景——主要是物质、技术、文字准备情况以及社会对刻版复制术的需求情况列表（见附表）说明，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它的发展脉络和进展情况。

三、东晋以来雕版印刷的氛围及现存的文献和文物证据

在中国隋唐时期的雕版印书，是印刷术进一步完善和用于书籍生产的标志和产物。雕版印书是应用雕版印刷的一个重要领域，雕版印刷的发明必早于雕版印书，这一点，在中国印刷史学界已经达成共识。韩国学者把《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的刻印时间看作是印刷术的起源时间本身就是不切实际的、违反科学的。

客观上，发明印刷术的物质、技术、文字等条件成熟之后，在社会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均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文明古国——中国，无疑会及时发明并推广应用。遗憾的是，由于中国古代历朝的焚书浩劫，譬如：秦始皇的焚书坑儒；项羽火烧咸阳宫；西汉王莽之乱；东汉董卓之乱；晋朝永嘉之祸；北魏尽诛沙门，焚毁经像；齐末兵火延烧秘阁，经籍尽毁；唐武宗会昌年间毁寺焚经……将古代有关印刷的文献和物证几乎毁灭殆尽。致使今日所能见到的有关印刷术发明初期的文献、文物证据，寥若晨星。虽此，但在中国发现的文献和文物证据，数量之多，价值之大，尤其是能足以反映印刷术从萌芽到雏形、到发明完善这一演变过程的，远非韩国可比。试概要如下：

1．东晋葛洪着《抱朴子》载当时有入山者佩带刻有120个反体文字的黄神越章之印，沿途用其印于泥土之上，以防猛兽和恶神。这刻有120个反体文字的木版，与雕版印刷的印版几乎一般无二。以纸为承印物的雕版印刷当始于此时。

2．梁代（502～557）梁文帝陵前竖立着两块神道碑，碑上铭文“太祖文皇帝之神道”八个大字，左碑为正字顺读，右碑为反字倒读,用以复制碑文,作为纪念品送给前来祭祀的官员。其复制方法，正字为拓反字为刷。此时已有以纸为承印物的印刷术当无疑义。

3．隋（581～617）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卷十二有“废像遗经，悉令雕撰”的记载。

4．明邵经邦《弘简录》有唐贞观十年（636年）唐太宗令“梓行”《女则》的记载。

5．唐冯贽着《云仙散录》引《僧园逸录》有“玄奘以回锋纸印普贤像,施于四方，每岁五驮无余”的记载。时在645～664年之间。

6．宋王辟之着《渑水燕谈录》卷九有唐贞观年间（627～649年）盛行“叶子格”的记载。

7．1974年在西安唐墓出土的梵文陀罗尼经，其随葬物均早于唐初，被陕西考古鉴定为唐初印刷品。

8．1906年新疆吐鲁番出土、带有武周制字的《妙法莲华经》，是早于庆州发现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的唐武周刻本。

以上文献和实物，均早于韩国庆州佛国寺发现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

9．1966年10月在韩国庆州佛国寺释迦塔里发现一本《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经专家认真考证，为唐武周末年（701～704年）洛阳刻本。

10．唐孙樵着《孙可之文集》有《读开元杂报》文。孙毓修《中国雕版源流考》证其（《开元杂报》）为唐开元年间（713～741年）雕版印刷品。

11．唐至德二年（757年）前后，四川成都有西川过家印佛经；龙池坊卞家印卖咒本；樊赏家印卖历书。

12．唐宝应元年（762年），上都（长安，今西安）东市大刁家印卖历书。以上西川过家印佛经，龙池坊卞家印咒本，樊赏家和大刁家印历书，说明8世纪中叶中国已有刻印和销售印刷品的店铺在经营。

13．唐诗人杜甫（710～770年）有“峄山之碑野火焚，枣木传拓肥失真”的诗句，记载了当时人们将碑刻铭文转刻在木板上进行复制的情况。

14．唐宝历元年（825年），唐诗人元稹为白居易《长庆集》作序云：“缮写模勒，炫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可见此时刊刻文学作品之风已盛。

15．唐太和九年（835年），东川节度使冯宿奏禁板印时宪书，说明此时私印历书已遍天下。

16．唐范摅《云溪友议》云：纥干尚书……乃作《刘宏传》，雕印数千本，以寄中朝及四海精心烧炼之者。”时在唐大中元年至三年（847～849年）此为雕版印刷用于道教图书之文献证据。

17．唐咸通二年（861年），唐长安东市李家刻印医书《新集备急灸经》，证明此时雕版印刷已用于广大民众所需的医学用书的刊印。

18．唐咸通六年（865年），日本入唐僧宗睿携带西川印本《玉篇》和《唐韵》回国。说明此时中国已大量刊印字书、韵书了。

19．唐咸通九年（868年），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是有明确日期记载和精美扉画的印本佛经。说明9世纪中叶印刷术已相当精湛、普及了。

20．唐咸通十年（869年）前后；唐文学家司空图着《司空表圣文集》卷九载有东都（洛阳）敬爱寺僧募缘重刻《律疏》事。

21．唐干符四年（877年），刊印历书，今存。

22．唐中和三年（883年），柳玭在成都书肆见到阴阳杂记、占梦相宅、九宫五纬、字书小学等多种印本图书，说明晚唐时雕版印刷的应用领域已相当广泛，预示着印刷术高速发展时代即将到来。为尔后出现的大规模的儒家经典的刻印——冯道刻《九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结 论

1．印刷是工艺技术。印刷这种工艺技术的发明经过了从萌芽到雏形、到发明完善的长期演变过程。大量文献文物证据证明，这一演变过程是在中国本土完成的。

2．技术条件、物质基础、文字规范、社会需求，是发明印刷术缺一不可的前提条件。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由原始的图画文字延续而来的汉字，对促进另外几个前提条件的演进、成熟，发挥了重要作用，造就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传统和印刷氛围，使得印刷术起源于中国成为历史的必然。

3．文献和文物显示，远在两千年前的汉朝，发明印刷术的必备条件均已成熟，印刷术雏形已具。

4．历经三国、两晋、南北朝数百年战乱之后,到了隋唐、尤其是唐朝,出现了国家统一、经济繁荣、文化发展、百业俱兴的局面。唐代科举取士制度的实施和对佛道二教的崇尚，造就了急需印刷这种复制技术的社会环境，导致印刷术迅即跨入了它的推广应用、初步发展期。

5．印刷与印书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印刷涵盖印书,印书只是印刷的一个应用领域。印刷发明之时不可能首先用于印书。因此,把书籍印刷的起始年代，尤其是把现存的某一刻本的刻印年代定作印刷术的起源年代是不妥当的、不科学的。

6．在韩国庆州发现的印本佛经，既不是在韩国刻印的，也不是现存世界最早的印刷品，把它定为印刷术的起源也是不妥当的、不科学的。

7．本文列举的大量文献、文物证据显示，起源于中国的印刷术，从萌芽到雏形、到发明完善和推广应用，连绵不断、脉络清晰，与部分韩国学者提出的、根本就不成立的那个所谓的证据（因其系中国刻本，算不上是证据。）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五、赘 语

中国是世界公认的、有五千年文化传统的文明古国。在古代，包括四大发明在内的发明创造层出不穷。这些发明创造和先进的科学技术适时、不断地传入与其毗邻的朝鲜半岛，使朝鲜半岛成为首先受益者。因此，在韩国发现几件中国古代文物是正常的、不足为奇的。个别人士有意把在韩国发现的唐武周刻本佛经说成是韩国刻印的、并广为宣传，是既不应该、也不明智的。中国与韩国，既有悠久的传统友谊，又有受它国侵略的共同遭遇，两国学者理应坦诚相待、友好往来。我们尊重韩国学者严肃的学术活动和学术见解，但我们怎么可能将本属于我们自己的、由我国无数先贤集体创造的四大发明之一的印刷术拱手让给他人？作为炎黄子孙，我们只有捍卫它的义务，没有转让它的权利。

（原载1997年2月20日《新闻出版报》第三版）

附表 起源时期印刷术萌芽演进一览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