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述西汉丝绸印花对印刷术发明的影响
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印刷术起源于何时？据曹之《中国印刷术的起源》第一章“众说纷纭”所示，有东汉说、晋代说、六朝说、隋代说、唐初说、唐中说、唐末说、五代说等等，曹先生最后的结论是“唐代发明雕版印刷”。然而，以往谈到雕刻印刷发明以前的印刷史迹，人们侧重于研究甲骨、青铜、竹木、缣帛、石头上的雕刻、书写，而较少涉及丝绸印花的产生以及它对印刷术的影响。事实上印刷术之产生并非一朝一日的事情，是人类在总结自己诸多方面的经验的基础上发明出来的，其中包括丝绸印花，正如著名美国学者卡特（1882－1925）所说：“织物的印花，特别是这种图像印花织物，其在为纸上的雕版印刷开先路的准备工作中起有一部分的作用，是不容怀疑的。无论在亚洲或欧洲，织物印花都成为一种背景；以它再转而学习新的纸上印刷的技术，就比较简单了”。
1.丝绸印花生产早于印刷术的发明
1926年，我国第一代考古学家们在山西夏县西阳村发掘了一个仰韶文化遗址，其中出土了著名的半颗蚕茧。若此茧子与仰韶文化属同一时期的话，它已有5000多年历史了。中国丝绸经历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距今4000年之前）的发展初期及商周时期丝绸业的迅速发展；乃至秦汉时丝绸日益普及，产区扩大。西汉在丝绸重点产区齐鲁设置了三服官，在京城设置东、西织室，同时出现了丝绸印花技术，且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丝绸技术获得进一步提高并逐步定型，形成了中国丝绸技术的传统体系。因此，丝绸印花生产早于印刷术的发明。
2.古纸的发明与受丝织物生产的启发有关
造纸术的起源，也是一个长期有争议的问题。过去一般认为纸是由东汉人蔡伦发明的。但对“蔡伦造纸”说法持不同意见的人认为蔡伦前已经有纸。事实上，不断的考古新发现正逐渐将“蔡伦造纸”更正为“蔡伦改造纸”。1996年9月，在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上展出了一块比人手掌略大，颜色泛黄、形状已不规则的麻质皮纸，它的出现将中国造纸的历史向前推进了二百多年。此前，在我国新疆、甘肃、内蒙、陕西等地，已先后多次出土了汉纸残片，对于这些汉纸残片有学者认为是“类似丝质纤维作成的纸”。
潘吉星先生虽否定用丝絮造纸的可能性，但他亦认为“丝毫不否定作绵絮的生产过程对造纸思想的形成的启发性。”
也就是说，即使汉纸残片非丝质纤维物，但西汉造纸过程中用破麻布、麻绳头等旧麻料经碱煮，强力舂捣，得到较纯而分散的纤维用以造纸的方法，其灵感来源于制绵絮时将恶茧用草木灰水蒸煮，水浸以脱胶，除去其它杂质制出更纯的纤维的技术经验。
3.印刷术的发明与丝绸上的凸版印花有关
雕刻印刷图书的反文阳刻技术来源于印章。因此，印章的历史及其对雕刻印刷术起源的影响，是人们在研究印刷史时通常都要论述的问题。但实际上“由于纸张尚未普及，直到南北朝以前，印章因钤于印泥而多呈阴文，印章面积也比较小。这就是说，南北朝以前的阴文印章，对于雕版印刷没有任何借鉴意义。”
与印章的情形不同，西汉时期，人们不但在缣帛上书写作画，还利用印花工具在丝绸上印花。1983年，在广州市区北部象岗南越王墓发现了大量的珍贵文物，其中有两件小铜器，经研究，它们是用于丝绸印花的凸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古发现。
印花凸版出于墓内西耳室，其西侧是大量的丝织品，出土时通体包裹丝绢。其中较大的一件基本完整，形体扁薄呈板状，正面花纹似小树形，有旋曲的火焰状纹。纹线凸起，大部分非常薄锐，厚度0.15毫米左右。凸纹与铜器底板垂直距离约1毫米，在凸纹之间形成凹槽或凹面。花版背面有一穿孔小钮。全器长57、宽41毫米。另一件形体扁薄呈板状，较小，出土时已碎为4件，粘对拼复。花纹近似“人”字形，正面也有凸起的云纹。凸纹厚度约为0.2毫米。花版背面亦有一穿孔小钮。全器长34、最宽18毫米。两件铜器均铸出十分薄锐的对称凸纹,纹间低凹,凸起的花纹均在同一平面上，有磨损痕，有的已磨圆钝，表明已经使用过。背面有穿孔钮，便于握、持或穿系，显然是一种用于蘸色戳印的工具（图10）。
两千多年前，南越国的工匠能生产出如此清晰流畅图案的凸版工具，并利用来印刷丝绸，确是一件难能可贵的事情。据分析，当时的工匠手持花版，在台板上按先横后竖的次序，盖图章似的逐个在丝绸上打印，每米织物上一共要打印600多次。这不仅是一种印刷，而且是套印。在长沙马王堆1号墓中，出土有金银色印花纱，专家们认为是采用了三套色型版颜料印花，这种印花纱与南越王墓所出土的印花纱的花纹图案基本一致。这两块铜印花凸版是目前世界上最早的彩色套印工具，它们在科学技术史、印染工艺史以及雕版印刷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西汉初期的以凸版在丝绸上套印花纹，是中国传统印刷方式起源之一端，它对后来印刷术的发明有着不可忽视的启迪作用。
4.卡特先生有关“织物的印刷”论述存在的问题
文前所引卡特先生在其著作《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中的一段话，原载于该书中的第二十章《织物的印刷》。卡特先生在文章中大量谈到世界各地的印花织物产生和确认它是对后来在纸上印刷的影响力，以及指出了纸上印刷与织物印刷的差异在于材料和目的不同，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但卡特先生又说：“流传到现在的最早花布，似乎都是起自6世纪左右的东西”，“中国保存到现在的最古的印花织物，比埃及西欧和日本发现的略迟一些。”作者在有生之年未能看到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1974年）和广州西汉南越王墓（1986年）出土的印花凸版及其印刷的丝绸,从而将“中国保存到现在的最古的印花织物”的时间推迟了800多年，这是时代的局限，或者说这是卡特先生无法避免的失误。
5.小 结
综上所述，丝绸印花无论从印刷方式到印刷对象都对印刷术的发明产生过重要的甚至是关键性的影响。首先，丝绸印花是最古老的印刷方式之一，广州南越王墓的铜铸印花凸版的发现，反映出两千多年前中国人早已懂得制造并使用凸版工具进行印刷，丝绸套色印花作为印刷意识的起源，给人类掌握印刷工具、印刷效率、印刷效果等方面的知识和经验，为印刷术的发明打下了基础。其次是丝绸印花的载体是丝织物，而最早的纸张无论其成份是否与丝织物有关，其外形与丝绸是类似的，也就是说丝织物和纸同样是一个平面载体，人们初期在丝绸上印花，后来发展到在纸张上印刷。再就是中国古代在丝绸上印刷的时间远早于世界任何国家，比西欧的“6世纪左右”早好几百年。我国西汉丝绸印刷已非一般的印刷，而是一种有花纹规则、线条清晰匀称及有几种颜色的“套印”。由此引申卡特先生以织物印花作为一种背景，“再转而学习新的纸上印刷的技术，就比较简单了”的论点去看印刷术之发明，无论在丝绸上，抑或在纸张上，发轫者都属于中国。
（原载1997年版《中国印刷史学术研讨会文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