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中国印刷历史研究的起步晚且发展迟缓。就其发展历程呈现的特征论之，大致可分为三个历史时期。早期的印刷史研究是以书史、印刷史、出版史不分为背景的。这一时期的印刷史研究皆以印书史为中心，著述几乎都出自图书工作者之手，是以印书史为中心的印刷史研究和著述时期。第二个历史时期是八十年代中开始的、以印刷史由文化史向科技史转变为基本特征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印刷史研究，在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从印刷科技发展的角度，对印刷史作了纵向和横向的延伸，使其更近于有源有流、源远流长之原貌。第三个历史时期是从电子技术广泛用于印刷导致印刷术发生质的变化开始的。这是印刷历史研究的新课题。中国印刷博物馆的建立将把这一研究引向深入，并持续、有计划地发展下去。

1995年第五期《印刷技术》发表的拙文《中国印刷历史研究的过去、现状和前景》，今日看来，还比较浮浅，有必要作进一步的分析和探讨。

笔者长期学习印刷史，对印刷历史研究、著述上的诸多问题都感兴趣，都想探个究竟。而早期有关印刷史著作皆以印书史为中心却使笔者深感困惑。仔细分析，这一现象实乃由中国古代——近代亦然——长期存在的书史、印刷史、出版史不分所使然。

一、早期书史、印刷史、出版史不分状态下的印刷史研究

早期的印刷史研究，是在书史、印刷史、出版史不分的状态下，于书史的孕育中萌生并成长的。而书史、印刷史、出版史不分的原因又是多方面的。首先——也是最根本的原因，是以书籍、印刷、出版三者有着基本相同的内涵为基础的。中国古代的书籍虽有简策、帛书和纸发明后的手抄书，以及印刷发明后的印本书等多种，但主要的是印本书。因为书籍及图书事业是靠印刷得以大量复制和迅速发展的。没有印刷就没有人们所习称的那浩如烟海的古籍图书。因此，印本书是书史研究的主要对象和内容。

在古代，印刷主要用于印书，印刷因印书而得到迅速的发展和普及，印刷史料皆散见于印本书之中。因此，印本书也是印刷史研究的主要对象和内容。

出版史研究的对象是书籍的编、印、发，因此，印书又是出版史研究的主要对象和内容。可见，古代的书籍、印刷与出版有着相同或基本相同的内涵；印书，既是书史研究的主要对象和内容，也是印刷史、出版史研究的主要对象和内容。在这样的客观条件下，书籍、印刷、出版不分实乃历史之必然；人们对书史、印刷史、出版史的研究彼此交融也就顺理成章了。

综观有关印刷史的研究和著述，虽唐宋以来不乏诸如唐代冯宿禁止私印历日、五代冯道刻九经、宋代毕升发明活字印刷、元代王祯创转轮排字法等有关印刷的记载，但皆系对当时印刷术及其应用情况的如实记述，还谈不上“研究”二字。真正算得上研究的，当首推本世纪初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孙毓修着《中国雕版源流考》。

八十年代末，著名书史、印刷史家钱存训博士撰文《中国印刷史简目》，分“通论”、“发明、背景”等15类，计约500种。其中绝大部分是由图书工作者撰写的以书史为主的图书版本目录方面的专书、文集和文章，基本上反映了这一时期印刷史研究之概貌。这足以说明，中国印刷历史的研究是在书史研究的孕育中成长的。在印刷与书籍、出版不分，在印刷史尚未成为独立学科之前，尤其是在印刷史著作皆出自图书工作者之手的年代里，印刷史著作完全或不同程度地写成印书史，乃历史的必然，这是无庸讳言的。作为典型事例，八十年代中笔者为著名版本学家魏隐儒老先生的《中国印刷史》（按：当时张秀民先生的《中国印刷史》尚未出版）做嫁衣时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

当时魏老先生送来的书稿是以甲骨书、青铜书、竹木书、帛书、石头书、手抄书、印本书为系列撰写的，显然这是一部地地道道的“书史”。为使其名副其实，征得魏老先生同意，笔者将书稿整理成三编，将印刷发明前的甲骨书、青铜书、竹木书、帛书、石头书、手抄书列入第一编“雕版印刷发明前的古籍图书”之中，并将书名改成《中国古籍印刷史》。魏老先生对这一改动也颇为满意。

需要指出的是，书籍、印刷与出版不分这一状况在近代印刷术的传入、发展中开始改变；书史、印刷史、出版史也随着印刷工业体系的逐渐形成和出版事业的迅速发展逐渐分离，成为相对独立的学科。在这种情况下，印刷历史研究和著述理应有所改变，但事实并非如此。原因是书籍、印刷、出版长期不分给人们头脑里留下的烙印是深刻的。致使印刷史的研究和著述远远落后于印刷事业的发展。笔者认为这就是时至八十年代印刷史著作仍以印书史为中心的原因所在。

二、从文化史向科技史转变时期的印刷史研究

八十年代中，随着以机械、光学、化学、电器在印刷业的应用为特征的近代印刷术地进一步普及与提高，和以计算机用于印刷为特征的现代印刷地发展，中国印刷业已逐步形成为庞大、跨行业的工业体系。印刷种类繁多、应用广泛，与印刷相关的设备器材、科研教育和印刷专业书刊的出版等相关领域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在这样的形势下，本已远远落后于印刷事业发展的印刷史研究，仍以印书史为中心，踏步不前，恐怕既不现实，也不可能。人们要求成立中国印刷博物馆、有组织有计划地编纂《中国印刷近代史》和在印刷院校开设印刷史课程的呼声此起彼伏；学者们不断地提出改变印刷史研究长期落后于印刷事业发展的设想和方案。北京大学著名书史教授郑如斯撰文《书史研究与印刷史研究的联系与区别》；著名书史印刷史专家钱存训博士撰文《中国印刷史研究的范围、问题和发展》；台湾中国文化大学资深教授李兴才撰文《应从大印刷史观研究中国印刷史》；……。与此同时，已故中国印刷及设备器材工业协会会长、中国印刷博物馆筹备委员会主任范慕韩先生着眼于印刷工业发展需要把印刷作为一个系统工程，与相关工业统一规划、协调发展，提出了“大印刷观”，并撰文《中国进入了印刷史的新纪元》和《试谈树立大印刷意识的意义》，对“大印刷观”作了具体的阐释。作为指导思想，范老提出的“大印刷观”在中国印刷博物馆的筹建和《中国印刷近代史》的编纂中得到了具体的贯彻和落实。大印刷观和大印刷史观作为印刷史研究从文化史向科技史转变这一历史时期的最强音，直接推动和促进着印刷历史研究的历史性转折和进程。八十年代以来一系列与印刷史研究相关的重大事件的发生，为此提供了足够的证据。

⒈ 在印刷院校正式开设印刷史课程的初步尝试

1985年，在北京印刷学校和印刷工业出版社领导支持下，北京印刷学校首开中国印刷史课程。笔者应邀同张耀昆合编了《中国印刷史（讲义）》作教材，并亲自为四个班各授课32课时。这是在印刷院校正式开设印刷史课程的初步尝试。

⒉ 毕升墓碑的出土、考察与论证

1990年秋,湖北省英山县草盘地镇五桂墩村发现了毕升墓碑,引起海内外史学界的普遍关注。《人民日报》等各大报刊纷纷刊文予以报道和评述。为辨别真伪,笔者曾两赴英山作实地考察(图13),并参加了1995年召开的“英山毕升墓碑研讨会。”会议经过反复考察、论证,作出了“英山毕升即北宋活字印刷发明家毕升”的初步认定。

图13 笔者（前）二赴英山，到睡狮山麓对毕升墓碑作实地考察

毕升墓碑的出土、考察、论证与认定，在中国科技史、文化史，乃至世界文明史上都是一件不同凡响的大事。那种“一石广召万口传，披荆斩棘共跻攀”
的气氛和情景，无疑会给九十年代本已活跃的印刷史研究锦上添花。

⒊《中国印刷近代史》的编纂和出版

1991年6月29日，在范慕韩会长召集的、有王益和仿子二老参加的会议上，决定组织编纂《中国印刷近代史》（当时称《中国近代印刷史》），并委托笔者为编写组组长，着手对《中国印刷近代史》进行筹划和总体设计。随后，在北京、上海分别召开专家研讨会，对笔者草拟并经范、王二老通过了的编写大纲进行论证，并在此基础上召开了《中国印刷近代史》第一次编写工作会议。会议讨论并通过了笔者草拟的编写大纲、编写计划、编写要求等三个文件，成立了以范慕韩为主任兼主编的编委会和由16位书史、印刷史、出版史专家组成的编写班子。编委会主任范慕韩明确提出以“大印刷观”作为编写《中国印刷近代史》的指导思想。这是“大印刷史观”指导下从科技史角度研究和著述印刷史的初步尝试，是印刷史从文化史向科技史转变的重要转折。对尔后印刷史研究产生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和影响。

⒋ 将《中国印刷史》正式列入印刷高等院校教材

1991年12月，在新闻出版署组织召开的“全国高等院校印刷工程类教材编委会上，作出了将《中国印刷史》列入印刷高校正式教材的决定。这就意味着众多同仁有关在印刷院校开设印刷史课程的呼吁得到了官方的认可和赞同。”这势必给印刷史的研究和传播以巨大的推动。

⒌
中国印刷博物馆的筹建、落成和开馆1992年1月，中国印刷博物馆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这是中国印刷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为海内外炎黄子孙所关注。大家慷慨解囊，共襄盛举，使博物馆建设得以顺利进行。筹委会主任范慕韩为博物馆布展工作拟定了以“大印刷观”和“再现印刷术的发展过程”为指导思想和主题的基本框架。这是极为重要的。人们把印刷历史研究看成是印刷博物馆的软件,而印刷博物馆势必会成为印刷历史研究的基地和中心。有了这个基地和中心,有志于印刷历史研究的专家学者必将团结在这个中心周围,开创一个印刷历史研究的新纪元。

⒍ 连续五届中国印刷史学术研讨会的召开

1993年12月4～5日，在中国印刷博物馆奠基典礼的同时，召开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届中国印刷史学术研讨会。会议收到论文近20篇，其中不乏高水平之杰作。北京大学著名书史教授郑如斯、中国科学院著名纸史专家潘吉星、台湾中国文化大学资深教授李兴才、中国科技大学科学史博士导师张秉伦等不少著名学者参加了会议。无疑，首届中国印刷史学术研讨会的召开，必将对中国印刷史的研究产生深远的影响。此后，1996年6月、1997年6月、1998年5月、1999年10月，又先后召开了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届中国印刷史学术研讨会。这些印刷史学术研讨会的召开，不仅大大活跃了印刷史研究的学术气氛，而且使中国印刷史研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⒎ 捍卫印刷术发明权的激励

近几年来，韩国个别学者，凭借1966年在韩国庆州佛国寺释迦塔中发现的唐印本《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频频发表文章，暴露出其争夺我印刷术发明权的图谋。后来这一图谋竟然发展到要召开国际会议让国际予以承认的程度。这种超越学术范围的作法，引起中国学者的义愤和不满。中国学者通过对佛经的翻译、刊刻和传播，以及对印刷术发明问题的深入研究，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展开了与争夺者的论争和斥责。文物报、新闻出版报相继以整版篇幅，发表了潘吉星、李致忠、赵永辉和笔者的学术论文；全国中央和地方各有关报刊纷纷发表署名文章进行评述；中国印刷博物馆组织召开了“印刷术发明与传播”专题研讨会。掀起了对印刷术发明问题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高潮。

⒏ 中国印刷史图书和论文的出版

一般意义上，印刷史图书和论文出版的多寡，是衡量印刷史研究发展状况和水平的标志。在印刷史研究从文化史向科技史转变的这一历史时期里，仅笔者亲笔撰写、主编、编辑和合作、参与出版的印刷史书就多达十余种。同时，科学出版社等出版单位也有印刷史书出版。各报刊发表的印刷史文章更是数以百计，使人目不暇接。造就了一个印刷史上前所未有、异常活跃的学术氛围。其在印刷史研究上的作用、影响和成就，有目共睹，无庸赘言。

⒐《中华印刷通史》的编纂和出版

编纂《中华印刷通史》，乃笔者毕生宿愿。原因是笔者把它看作是我们这一代出版印刷工作者的责任和义务。十几年来，笔者曾多次上书，要求在领导和前辈们的支持下，有组织、有计划地编纂这部集中国印刷源流之大成的《中华印刷通史》。遗憾的是始终未能如愿。迫使笔者不得不在郑如斯、庞多益、邹毓俊、毕素娟、马贵斌、牛达生、宋育哲、方晓阳、包雄初、张耀昆等友人的帮助参与和国家文联党组书记兼副主席高占祥、中国印刷及设备器材工业协会会长李守仁、中国印刷技术协会理事长武文祥、台湾印刷传播兴才文教基金会董事长李兴才支持下自己动手，为实现毕生宿愿作今生最后一次拼博。

《中华印刷通史》不仅时跨五千年、长逾百四十万字，而且不少内容是前人未曾著述、甚至尚未涉足的领域。如果说《中国印刷近代史》是用大印刷史观编纂印刷史书的初步尝试的话，那么《中华印刷通史》则是印刷史研究从文化史向科技史转变这一历史时期的综合之作。是从科技史角度，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印刷史研究和著述作纵向和横向延伸的具体体现。其特点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⑴
它是站在印刷立场，从印刷角度出发，以印刷工艺技术的发展为主线，坚持唯物史观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全面、系统研究中国印刷史的综合之作。重在记述印刷术及印刷事业发展的纵向脉络和轨迹。因为纵向脉络和轨迹最能反映和体现印刷发展全过程。

⑵
全书分源头、古代、近代、当代四篇。与以往印刷史书相比，增加了源头篇、近代篇、当代篇，截止至1997年香港回归。这是在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所作的纵向延伸。其中：

源头篇记述印刷发明前导致印刷发明的物质、技术、文字、社会需求四个必不可少的条件从萌芽到雏形、到成熟的演变过程。重点在分析和阐明社会文化发展是印刷术起源的基础和动力，以及印刷术起源于中国的历史必然性。这是印刷术的源头部分。

近代篇与《中国印刷近代史》有着明显的区别（尽管二书的总体设计和纲目皆出自笔者之手)
。重点在于描述近代印刷术传入和发展的脉络和轨迹，描述它是如何传入、又是如何发展的，以及促使和制约传入和发展的因素是什么。宗旨依然是描述它的脉络和轨迹。

当代篇对解放后半个世纪以来印刷事业的发展作了全面、系统的记述。

⑶
作为应用技术，它除具体记述书刊、纸币、报纸、地图、包装……等各应用领域外，还记述与印刷相关的印刷设备、器材、科研、教育、管理和印刷专业书刊的出版。客观上，它是以印刷工艺技术为主线的印刷事业史。

⑷
它收录了诸如：八十年代在甘肃天水放马滩、敦煌甜水井等地出土的西汉纸，西夏文《吉祥遍至口和本续》木活字本的研究与鉴定，英山毕升墓碑的出土、考察与认定，马王堆出土的印花敷彩纱和南越王墓出土的西汉印花凸版，唐印本《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的翻译、印刷及传入朝鲜半岛的深入研究与考证，社会文化发展是印刷术起源和发展的基础和动力等有关印刷探源问题的研究与论证，……等近20年来有关印刷史的最新研究成果。

《中华印刷通史》的编纂和出版，是对中国印刷历史研究现状的高度概括和总结。所谓“继往开来”，印刷历史研究的前景将是广阔而明晰的。

⑸
参加编写的作者，譬如北京大学书史教授郑如斯、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地图印制教授邹毓俊、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毕素娟、宁夏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牛达生、中国科技大学博士方晓阳、网印协会理事长宋育哲、北京印钞厂厂长高级工程师马贵斌、邮电部邮票印制专家包雄初等，均系本领域造诣高深的著名学者。这些著名专家学者负责撰写的部分具有较高的水平和权威性。

在本书出版需要可观的资金投入所造成的出版困难的情况下，承蒙台湾中国文化大学资深教授李兴才及财团法人印刷传播兴才文教基金会的支持，率先在台湾出版了繁体本。客观上，《中华印刷通史》的出版是包括香港在内（香港部分由余鸿建先生审校）的海峡两岸同仁共同协作的成果。

三、电子印刷与出版高速发展和中国印刷博物馆落成后的印刷史研究

印刷历史研究的第三个历史时期，是从电子技术用于印刷导致印刷术发生质的变化及中国印刷博物馆落成后开创了印刷历史研究新局面开始的。客观上，这一时期虽刚刚开始，但前景广阔而明晰。

电子技术用于印刷——譬如计算机用于排版所导致的电子排版迅即取代使用近千年之久的活字排版——后出现的印刷事业高速发展的新局面，为当今印刷历史研究开创了一个新纪元。提出了诸如计算机字库中的文字算不算是活字，喷墨等无压、无版印刷还算不算是印刷等一系列新的课题。而中国印刷博物馆的建成开馆和连续数届中国印刷史学术研讨会和专题研讨会的召开，则说明如今我们已经有了领导和组织中国印刷历史研究的基地和中心。这个基地和中心在捍卫印刷术发明权问题上已初露头角。有志于印刷历史研究的专家学者势必团结在这个基地和中心周围，为弘扬中华文化、再创印刷辉煌，推动印刷历史研究的深入发展作出可贵的贡献。

（原载《中国印刷》200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