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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大印刷观”“大印刷史观”问题的探讨

资料来源:当代中华印刷史文选 作者:陆根发 张华 蒋纯国 胡立中 更新日期:2006-10-05

1.新观念不断涌现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过程是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过程。科学在进步,社会在发展,伴随人们对客观事物认识的逐步深化,某些曾被认为正确的理论。现在或许发现尚需修正之,这一切都可能会促使人们观念的转变。由于新观念的产生,旧观念将逐步消失。新事物代替旧事物,新观念更换旧观念,也就成为社会的发展规律。科学、文化、经济、工业、农业这些代表一定领域的名词,有其一定的内涵与外延。人们对这些领域有了更深的认识后,发现这些领域的发展与相关领域甚至整个社会有着密切的关联,为了拓宽与发展这些领域,提出了“大科学”、“大文化”、“大经济”、“大工业”、“大农业”的新观念,大大扩展了它们各自原有的内涵和外延,为这些领域的发展开拓了更广阔的天地,近期又有同志提出了“大出版、大旅游”等新观念。不管是否愿意,这个“观”那个“观”还是在不断出现,而不是有人所想象的那种情况想炒就能炒热,不炒就会冷却。现代印刷技术日新月异,尤其是高新技术应用于印刷后,印刷工业的迅速发展使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日常生活中的作用,也在不断变化。人们对传统印刷作用的认识和理解也势必产生相应的变化,“大印刷观”、“大印刷史观”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形成和产生的。这不仅符合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也符合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规律,作为印刷领域的新观念必然会代替传统的旧观念。

2.两种观念客观存在,不是人为臆造也不能人为分割

世上的事物有新必有旧,有大必有小,新是对旧而言的,大是从小发展起来的。台湾学者李兴才先生在《中华印刷通史•序》中提出:大印刷是最近新兴的名词。有人以为,以往并无“小印刷”之称,现在何来“大印刷”?其实,如果对照“大宇宙”与“小宇宙”、“大历史”与“小历史”,“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等已有名词,则“大印刷”不应视为标新立异,这“大”与“小”之别,正好就像“宏观”与“微观”一样,表示观察事物的范围有“大”“小”不同而已。印刷是综合性的应用学科,现在是学科交汇时代,学科与学科之间,彼此重迭的范围越来越大,相互影响与关连的部分越来越多,凡事应从整体来看,自全局着想,把握大方向、大原则、开创大格局,方能解决问题,就像“宏观调控”振兴经济一样,“大印刷”是振兴印刷工业的重要概念,原因是在“大印刷”这一名词出现以前,一般人把印刷的范围界定得比较小,如印刷史仅谈印书史,印刷工业仅重视纸张印刷的书刊出版等。

范慕韩同志在“树立大印刷意识”一文中指出,“所谓‘大印刷’是针对把印刷理解为印书印报的似已成为习惯的狭窄概念,把印刷工艺和印刷工业从这一小圈子里解放出来,使其真正扩大印刷工艺的技术应用领域……树立‘大印刷’意识,就是要从思想上认识上树立这种意识,以求彻底完成和实现突破小圈子,为加速实现印刷工业的现代化而努力。”

把人们以往对印刷的习惯看法称之为“小印刷观”或“传统印刷观”,以区别新产生的“大印刷观”,名称不一,含义一样,这是客观变化与进步的产物,“大印刷观”是突破传统印刷观的狭窄小圈子脱颖而出的新观念,没有传统印刷观也就没有“大印刷观”,两者既是对立,又是统一的。

3.“大印刷史观”使印刷史研究跨上新的台阶

我国虽然是印刷术发源国,但在古代由于历史的原因,极少有人问津印刷史的研究。

进入近代社会后我国学者开始重视印刷史的研究,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先后出版的著作如《书林清话》《书林余话》《中国雕版源流考》《唐代刊书考》等,虽然大部分是属于资料性的,作为出版史的一部分问世,但终究是迈出了从无到有的一步。揭开了中国学者研究印刷史的序幕。

现知世界上第一本研究并介绍中国印刷术起源、发展与传播的专著,是1925年美国学者卡特所写的《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

我国学者张秀民老先生有感于此,立志由中国人自己撰写一部印刷史书,历经数十年艰辛,于1989年写成《中国印刷史》并正式出版。该书重点研究了印刷史发展过程中在文化领域上——书籍印刷的全史,详细论述了各个时代的刻书内容、地点、版本特色,并记录了刻工、印工的生活和事迹,其它在书籍以外的各种印刷品如年画、版画、报纸、纸币以及印刷所用物料,如纸、墨、文房工具,也都有所涉及。可以说《中国印刷史》一书的出版,为印刷史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84年美籍华人芝加哥大学钱存训教授受李约瑟博士之托,撰写了《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第一分册《纸和印刷》(英文版),作者根据新的材料和考古发现,对过去的研究提出了新解释,并针对以往遗漏的印刷工艺和技术问题,特别是将雕版和活字制备及印刷的各道工序加以详细介绍并附以图解,对印刷中的书体版式、用材、印法这些能为印刷年代和古印刷品真伪提供鉴别标准的事项,也进行了分析研究。该书中文版1990年在我国出版,由此可见,印刷史研究的深度与领域是逐步深入和扩展的。然而事关中华印刷发明权益的某些相关问题,牵涉到对印刷术的科学定义,印刷术起源的追溯如:织物印染中的织物印刷算不算印刷?对印刷术本质属性、社会功能及其对世界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产生影响的评价等等,这些必需回答但又尚无定论的问题,大印刷史观在前人印刷史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对印刷历史应作全面、整体、全过程、全方位的、站在印刷立场上,从印刷的角度出发,以印刷工艺技术的发展为主线,坚持历史唯物史观和实事求是的原则,系统地研究。这一思路在时间和空间上扩展了印刷史的研究范围,是开创印刷史研究新局面的一种思考。作为印刷术的发源国,我国有源远流长的导源史、逐渐演进的发展史和范围广泛的传播史,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比拟的。大印刷史观认为,以往印刷史研究,一般偏重于文化领域的书史研究,这是因为受时代的局限和历史的制约,但这也是印刷史研究进一步深入的必然历程和发展阶段,事实上印刷术与古代中国社会在宗教、政治、经济以及中华各个民族日常生活等众多领域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产生了不容低估的影响,近期韩国部分学者以新罗时代发达的佛教文化促进印刷术在韩国发源为由,与我国争夺印刷术的发明权,笔者也曾撰文予以批驳,更深感全方位、多角度进行扩大印刷史研究领域的重要性与迫切性。大印刷史观的提出不仅有历史意义,同时有现实意义。

4.否定旧观念的弊端,新观念才能确立

新技术、新观念、新体制代替旧技术、旧观念、旧体制,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也是历史潮流。现代印刷新技术的应用,不会贬低古代印刷术的伟大作用,但当用近代印刷术替代古代印刷术的转换时期,否定古代印刷术存在的弊端和不足,这并不意味着对其历史作用的否定。否则,就达不到新旧交替的目的。同样,传统印刷观是千百年来历史形成与存在的。而多头、分散的印刷工业管理体制是在整个计划经济大环境中所形成的,也是客观存在的,同时也起到过各自应起的历史作用。而当一个新观念出现时,与新技术的出现一样,也必然与旧观念相对比,同样要指出旧观念存在的弊端与不足,否则旧观念就不会被辩证地否定,新观念也就难以确立,这是社会变革的需要。

5.“大统一”与“小统一”

我国印刷工业在多头、分散管理体制下,尤其在五六十年代,书刊印刷比重很大,是一个大头,其它印刷由于太分散,都是小头。如果说,全国印刷行业的统一管理是“大统一”,那么出版印刷系统内部实行的统一管理就是“小统一”,正因为有了这个“小统一”才得以调动与发挥其系统内的人才、技术、设备、物资、经费等优势搞科研、建学校、办刊物,建立物资供应站等,对促进我国印刷工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同时也应看到,因为是“小统一”,就不可避免带有局限性,在规划印刷工业发展时,它主要是站在出版的立场上,其目标在于谋求出版任务的完成,虽然在印刷科研、教育、协会服务方面也面向书刊印刷企业以外的企业,但重心则是在出版方面。当面临70年代末80年代初印刷工业的落后与国家经济、文化建设矛盾突出时,“小统一”也就无能为力了,为了从根本上摆脱印刷工业被动落后局面,就不得不求助于国家综合部门的“大统一”才得以解决。

出版行政部门过去为我国印刷工业的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尤其是在积累实施统一管理经验方面,是其它部门、系统无法相比的。最近国务院已经赋予新闻出版署监管全国印刷行业的职能,即相同或相近的职能交由同一部门管理。将出版印刷系统内部的“小统一”扩展为“大统一”,既向统一管理的体制改革迈进了一大步,同时又符合精简机构的精神,这一决定无疑是十分正确的。

6.正确评价“大印刷观”“大印刷史观”

“大印刷观”、“大印刷史观”是印刷领域内的新观念,其思路、观点、方向两者是一致的。对“大印刷观”持不同观点的同志也必然对“大印刷史观”持异议,这是十分自然的。“大印刷观”着眼于我国印刷工业的发展,“大印刷史观”着眼于印刷历史的全面研究,对中国印刷工业的现代化、对印刷历史的研究、捍卫我国印刷术发明权,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当然作为新生事物,可能有不完善的地方,应该充实、提高。如“大印刷观”主张全国的印刷工业应实行统一管理,这一主张应该说是正确的,至于是否一定要单独成立印刷工业的统管机构,则应服从于国务院机构改革的原则;再如“大印刷史观”主张印刷历史应进行全过程研究,甚至于追溯到新石器时代,这又何尝不可?只要该时代有印刷术的导源存在,就无可非议。问题在于论据是否充分,作为论题开展学术讨论,在未取得共识之前不宜作出定论。而作为一种学术理论,不能因其具体内容或过程中的某些不足,就主观否定其理论存在的价值。应该用实事求是的态度来评价“大印刷观”和“大印刷史观”,这才是科学的态度。

(原载《广东印刷》199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