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楔子

1999年10月19日至20日在韩国汉城由延世大学国学研究院主办召开了“世界印刷文化起源国际学术研讨会”。我由延世大学文献情报学院李炳穆教授推荐，应该校国学院南基心院长邀请，参加了这次会议，并指定就“中国印刷图书文化的起源”为题提交论文。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1999年11月15日出版的《出版参考》第22期上发表了这次会议的消息，出版界、图书馆学界的学友来信询问有关情况并索要论文，现将研讨会概略补记如下，以飨关心此事的方家学友。

2．三国代表汉城论争

大会在韩国延世大学上南经营中心举行开幕式，由延世大学国学研究院副院长柳仁熙主持。国学研究院院长南基心和延世大学校长金炳洙分别致辞，该校研究处长韩相完作了主题报告《印刷文化起源的意义》。先后在大会上发言的代表及其论文题目如下：

中国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萧东发教授：中国印刷图书文化的起源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潘吉星教授：关于中国中世纪造纸和《无垢经》刊行问题

韩国清州大学文献情报学系金圣洙教授：从《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刊行事项考证研究世界木板印刷图书的起源

韩国龙仁大学校朴智善教授：韩国古代造纸遗物

日本北海道大学石冢晴通教授：日本印刷文化的起源——以百万塔陀罗经为中心

日本高知县纸产业技术研究所大川昭典专门研究员：古代造纸术研究

韩国圆光大学校美术大学金寿天教授：《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书体美意识

中国中央美术学院陈振濂教授：中国写经书法的起源与类型研究

日本京都博物馆主任研究官赤尾荣庆：日本古写经的书风

在会上作了准备提问并发言的还有韩国成均馆大学千惠凤、光州大学郑善英、国立民俗博物馆金三基、东方文化大学企划室长郑祥玉、大印艺术大学蔡龙福以及檀园大学孙宝基等。

3．唇枪舌剑 首当其冲

我被安排在开幕式后第一个发言，从正面论述中国印刷图书文化的起源，现略陈大意如下：

（1）中国印刷文化的研究在世界印刷文化中占着举足轻重、无与伦比的地位。因为无论是雕版印刷，还是活字印刷、套版印刷，都是首先在中国发明的，有大量历史文献和考古实物资料都能证明这一点；

（2）雕版印刷术产生于隋至初唐之际。其先驱是早已有之的凸版印花及公元6世纪盛行的捶拓和印章及捺印千佛像。公元7世纪前期的佛像雕印是雕版印刷术的最初形式；8世纪大量出现的经咒印本标志雕版技术已有长足的进步；9世纪图文并茂的整部佛经

《金刚经》印本说明雕版印刷术己臻成熟；

（3）印刷术不可能是在某一天突然出现的，它的发明绝非偶然，它是我们无数先民在长期生产实践中集体智慧和经验的结晶，是社会经济和文化不断发展强烈需求的产物，造字、镂金、制笔、研墨、造纸等奠定了物质基础，制陶、雕印、刻石、捶拓、染帛、模像、凸版印花等提供了技术条件，是一个民族长期的物质与精神力量的综合创造。有一个不断积累由量变到质变逐渐完善的长期过程，有很深的渊源；

（4）印刷技术从发明到应用，特别是能印出首尾完整、图文并茂的书籍，也要有一个提高过程，不是三年五载就能做到的。因此，我们不能以一件成熟的印刷品实物的刊刻年代作为印刷术发明的时间。无论是咸通九年的《金刚经》，还是武周时刻的《妙法莲华经》和《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以下简称《无垢经》〕都是流，而不是源。

第二个在大会发言的是潘吉星教授。他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技术史研究员，对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都有深入的研究。他在发言中首先对中国中世纪造纸进行论述，后又从印刷字体、版框形制、装订方法、武周制字、印刷用纸、译经刊经动机、印刷氛围等方面综合分析论证了庆州佛国寺的《无垢经》是中国佛教印刷文化产物，刊行年代是长安二年（702），地点是洛阳。

韩国与会者在我们发言后，当即提出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你们说《无垢经》是在中国洛阳印的，那么请问是谁、在什么时候从中国带到新罗的？”第二个问题是：“《无垢经》是不是最早的印刷品？如果你认为不是，请举出更早的实物来。”

第一个问题看起来似乎不易回答，其实古文献中还是早有记载，途径也不只一条。首先从中国将武周刻本《无垢经》带回新罗的是新罗学问僧明晓，二是唐使团703年将此经带至庆州吊祭新罗孝昭王。我们当即给予明确回答，只是由于时间紧迫，未及展开。具体经过及文献依据,潘吉星先生在其1997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韩国与欧洲早期印刷术的比较》一书中早有详细阐述。明晓通晓梵汉文，公元700年3月入唐求法，住于洛阳天宫寺。特别留意研习佛教中的陀罗尼典籍，并参与702年李无谄、慧智等于天宫寺翻译《文殊师利一字陀罗尼经》的工作，译后曾随义净、法藏和宝思惟等到长安。《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是公元701年法藏与弥陀山在洛阳翻译的，702年刊行。公元703年明晓从长安取道洛阳返回新罗，明晓为发展新罗密教，携大批持明密教典籍满载而归，他当是最早将唐武周刻本《无垢经》带回新罗之人。

另一途径,武周时，新罗常遣使来唐求书，则天武后有求必应，史书多有记载，特别是长安二年(702)7月，新罗孝昭王(692～702)卒，其弟圣德王（702～736）立，遣使至洛阳报丧，长安三年（703）闰4月，在庆州为孝昭王发葬，则天武后为之举哀，辍朝二日，并遣使至新罗吊祭。在此前一年刚刚译完印出的《无垢经》是唐使团带至庆州超度孝昭王亡灵的最适宜祭品之一。事实上也是如此，圣德王时，与唐关系益加密切，几乎逐年遣使人唐，《无垢经》传入新罗的机会、条件可谓多矣。至天宝十年（751）景德王（742～764）重建佛国寺释迦塔，中国的技师、工匠参加此项工程，供养于石塔二层的武周刻本《无垢经》既可能是此前，明晓等遣唐僧、遣唐使带回，又可能是中国使节、寺院将其作礼品馈赠。其后200年，新罗朝多次大规模供养此经，均为抄本，而无刊本，直到高丽朝（11世纪初）才有印刷活动，所以此刊本不可能是新罗所刻，而是由唐土传入。

对于第二个问题，我在论文中已论及，比《无垢经》更早的印刷品起码可以举出两件。一件是1906年在新疆吐鲁番出土的《妙法莲华经》卷5《如来佛寿品第十六》残卷及《分别功德品第十七》全卷。这两卷刻印的佛经，最初归于清末新疆布政使王树楠，不久易手于日本人江藤涛雄，最后由中村不折购得。50年代初，由日本著名版本目录学家长泽规矩也作出鉴定，因经文中有武则天时行的制字，遂定为武周时刊本。

另一件更早的佛教印刷品是1974年陕西西安市西郊西安柴油机厂出土的单张梵文陀罗尼经咒印本，陕西考古学家韩保全通过研究认为“它比咸通九年（868）《金刚经》早了约200年；比770年日本称德天皇印制的陀罗尼咒大约早了百余年，比韩国佛国寺释迦塔发现的印本《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也大约早了半个世纪，因而它应该是世界上已知的最古的印刷品了”（韩保全《世界最早的印刷品——西安市唐墓出土的印本陀罗尼经咒，载《中国考古学研究论集——纪念夏鼐先生考古50周年》第404～410页，三秦出版社，1987)。

有些韩国学者以上述两件印品并无出刊年月为由，提出反驳，可我认为，《无垢经》也没有出刊年月，都需进一步考证，但同时都有武周制字，《妙法莲华经》的翻译、诠释和阐发都比《无垢经》早，故其刊行年代有在武周初期至中期（690～699）的可能，而《无垢经》汉译时间较晚，为长安元年（701），只能是武后末期，而没有武周早中期的可能。同样都是无明确纪年的《无垢经》，梵文本早于汉字本的可能要大一些，单页经咒也要比6.43米长卷的时代早一些。印刷术发明之初总要从单页开始，刀法文字都会古朴、稚拙，不可能一下子就那么成熟，那么完善。而《无垢经》应该说是一件接近成熟的印刷品，无论如何也不是刚刚产生印刷术之初的源头。这一点，在会下许多韩国学者心平气和时也是承认的，甚至承认单页佛像肯定是中国首先发明的。

4．观点相对方法不同

可以说，每一段讨论，不仅在看问题的立场观点上，也表现在研究问题的方法上，双方确实存在很多分歧。他们认为我从制墨、造纸、石刻、捶拓、印章、千佛像捺印讲起，扯得太远了，千佛像不能算印刷。佛像版画也不能算印刷，甚至不能算图书。似乎只能从《无垢经》算起。可我认为研究印刷术的起源，总要从源头讲起，总要讲印刷术产生的需要和可能，基础与条件，否则岂不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不能只盯住一件印刷品，见木不见林，这种研究方法和思路是不对的。

这次会议的主题包括给我指定的发言题目，都是有背景、有原因的。中国学者早在1993年底举行中国印刷博物馆奠基典礼时，召开了“第一届中国印刷史学术研讨会”。许多学者，包括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的李兴才和中国印刷研究所的张树栋，都提出用大印刷史观来研究印刷史。简言之，就是研究印刷史应放大视野，开阔胸怀，从全面的、整体的、全程的、全方位的角度来进行。不可仅谈印书史，而不谈印刷史，不可仅谈雕版印刷史而不谈孔版及活字印刷史，不可仅谈印在纸上的印刷史而不谈印在其它材料上的印刷史，不可仅谈刷印方式的印刷史而不谈拍、打、压、刮……方式的印刷史，不可仅谈有了印刷品后的印刷史而不谈出现印刷品以前的印刷和过程，不可仅谈印刷术而不谈影响印刷术发明的其它因素（如社会、文化、经济、科学、技术、艺术等）。这种大印刷史观是值得肯定的，也是科学的、有说服力的。韩国会议主持者显然早已看到这种观点，而不敢或不愿按此观点开展研究，于是反其道而行之，把题目缩小为“印刷图书文化”，专谈印在纸上的图书雕版印刷，可是不管加上什么限制词，无论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印刷术起源，我们都可以列出大量的文献和实物来证明印刷术起源于中国，而韩方始终没举出其它的实物和文献。

我认为，“千佛像”是不能算印刷品，但在印刷术（包括活字印刷术）发明中的确起了很关键的作用。它可以解开为什么印章在中国应用了上千年后才转化为印刷的一个结。因为印章的功能，常作为权力和地位的象征，还表示为印章主人的信誉和验证，所以使用时十分慎重，只有在限定的条件下才使用，我们称之为“惟印性”。而雕版印刷的功用在于要大量复制，广泛传播使用，不受限制，我们称之为“泛印性”。这一点又正是“千佛像”的最突出的特点和功能。佛像捺印动辄上千，故有其名。这难道说与印刷术起源无关吗？这样的实物在中国少说有数十百件，何况敦煌在发现千佛像的同时，还有数十件有边框的整张上图下文菩萨像印刷品，可以肯定地说，已不是捺印，而是经过刷拭印制而成。如今巴黎所藏P.4514号是一包文物，不是一、二件，其中就有千佛像，又有一批严格意义上的印刷品。个别韩国学者在发言中将单幅木刻上图下文佛像排除在图书之外，也是认识虚弱的表现。图书包括“图”，版画也是木版印刷品，这是尽人皆知的常识，他们拿不出这些实物，就搞排除法，翻来覆去，只想证明，似乎只有《无垢经》才是惟一的最早的印刷品，这种心态是不正常的，也是不客观的。

至于字体，《无垢经》用的是唐人写经通用的楷体，也可以说是唐代寺院僧人的“经生体”，而且带有63个俗体字，即南北朝至隋唐时民间常用的俗体字或称异体字，有大量有年代可查的唐人写经可做旁证。金圣洙认为《无垢经》字体为六朝书法，是在北魏碑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古新罗书风，并抽出几个字来进行对比，这也是缺乏说服力的，同一个王羲之在写《兰亭序》时可以把一个“之”字写成20种形态,能说是20个人写的吗？反过来20个学欧体或颜体字的书生，写出来的字同出一体，相差甚微，能说是同一个人写的吗？至于刻本中有武周制字，一方面说明刊刻时间应在武周中后期，中宗于神龙元年（705）即位后即废除武周制字。从神龙元年至天佑四年（705～907）间，唐人不再用制字。宋建国后（960）又有文人好古，偶以制字当异体字用。武周时，也存在制字与正常字混用的现象。仅仅抓住一件印刷品，再抠来抠去也说明不了它是新罗印的。金圣洙在研究中以点代面，以偏概全，见木不见林。他在论文中拿陕西扶凤法门寺用万历年间砖塔和地宫当中国佛塔和地宫的代表就是一例，他的逻辑是中国寺院的塔是八面砖塔，地宫规模很大，而发现《无垢经》的庆州佛国寺释迦塔是四面石塔，地宫很小，所以韩中两国相差甚远，以此证明《无垢经》是新罗印的。我在会上当即指出，中国寺院的塔不全是砖的，也有木塔、铁塔、石塔，甚至琉璃塔、陶塔。至于地宫也有大有小，仅以房山云居寺为例，至今仍有唐代石塔，都是四面的方塔，庆州佛国寺释迦塔大小、形制与之十分相似，而且不只是一座形成一个塔院，至于地宫，该寺既有藏上万块石经版的大藏经穴，也有在雷音洞佛座下藏佛舍利的小地穴。我的观点是中国的塔与地宫数量巨大，形制各异，仅举法门寺一塔一穴就当成中国的全部进行比较，并匆忙得出结论是说不通的。

金圣洙在论文中还用很大篇幅论证“中国石刻写经大都横竖排列成行，井然有序，各字大小均一，每行字数相等，与《无垢经》形成鲜明对照，表现出新罗特有的自由奔放风格。因此，此经刊于新罗”，又是一个以偏概全的实例。中国的石刻、写经、墓志铭、印刷品丰富多彩，形态各异。文字均一，横竖排列成行，井然有序的有之；文字大小不一，横向排列不成行，各行字数不相等的也为数不少，成熟的写经和印刷品排列格式井然有序。唐人写经和早期刻本基本上都是自由奔放，不拘一格，举世闻名的唐初（653）写刻的《温泉铭》、咸通九年（868）的印本《金刚经》、北京图书馆所藏唐写本《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738）等一大批实物都是文字大小不一，横向排列不成行，所以自由奔放乃是大唐之风格，并不是新罗特有的。我们倒可以举出新罗皇福寺铜器铭文，各字大小一致，横向排列成行，并未表现出金圣洙所说的自由风格，所以这种论据不但不能证明《无垢经》刊于新罗，反倒提供了更多的实物根据，证明此经刊于中国。

无论是在论文里还是辩论中，我们一举实物和文献就是一大批、一长串，而韩国的文献和实物实在有限，屈指可数，所以常常出现令人啼笑皆非的笑话。上述事例不仅表现在此次研讨会的论文中，潘吉星教授还举出另外一个典型事例，因与此题关系甚密，有必要陈述如下，使人们更加明了个别韩国学者的思维逻辑、研究方法与风格。据韩国报纸报道，1998年5月汉城诚庵古书博物馆馆长赵炳舜公布馆藏一件《无垢经》写本，经文出现武周制字6字15次，遂被定为8世纪初之物，他由此引出下列结论：此写本“是韩、中、日三国现存最早的写本佛经……表明韩国印刷和佛教文化绝对是最古老的”，“这一发现推翻了中国学术界认为释迦塔陀罗尼经出于中国人之手的牵强主张”。到底谁牵强，一目了然。8世纪初的写本怎么可能是中、日、韩三国现存最早的写经呢？中国敦煌石室遗书中早于此经的写本，何止十件、百件、千件。日本收藏的中国写经及本国写本也比韩国此藏本早得多，至于用此写本就得出“韩国印刷和佛教文化绝对是最古老的”结论，实在是距离事实太远了。众所周知，韩国4世纪才从中国传入佛教，而中国早在此400多年前的汉代就从南亚次大陆传入佛教了。至于印刷术也是同样由中国发明而传入半岛的。这么一件8世纪写本怎么能“推翻”中国学术界（也包括美、日等国际学术界）认为《无垢经》刊于中国的观点呢？他们实在拿不出更有力的证据，于是就拿这么一件写本当成印本立论，怎能说服世人？

会议即将结束之际，主持者提出以三国学者和本次大会的名义，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请将庆州佛国寺《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作为世界最古印刷图书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有人还提出建议加上《妙法莲华经》“无国界”，“目前所知”等等限制词云云。中国代表当即明确表态：“1.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不会接受此类申报，2.关于‘最古印刷图书’、‘无国界’等是站不住脚的，本身就说明还需要研究讨论，3.我们不同意此申报。”主持者只好作罢。

5．余音

综观此次会议，韩国方面虽然占了“地利”之便，但并未达到其原有的计划和目标，韩方出席会议代表虽占绝对多数，但也并未表现出“人和”，不少代表会上没有发言，但会下却表达了友好、公正和实事求是的态度，他们认为不能仅凭一件《无垢经》就得出印刷术起源于韩国的结论，就我所知，执客观公允态度观点的韩国学者，并不是少数，但他们在会上不便表态。坚持“印刷术韩国起源说”的倒是屈指可数的。中国出席会议的代表虽然只有三位，同心协力，蠃得了友情和赞誉。

有位韩国老先生在会后来信表达敬意后明确表示“由于我方代表意气用事，固执己见，使双方未能充分沟通意见，并又擅自决定将《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与《妙法莲华经》提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实令人感到震惊与大惑不解”。

（原载《出版发行研究》200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