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问题的设定

本文描述起自近代迄至当前20世纪末的日本的出版和社会现况，尤其是本世纪百年来的发展过程，并提供研讨的资料。先概述如下。

历史上具备卓越读写能力并对书籍怀有物神性情感的日本社会，在19世纪下半期明治政府就欲建立国家主义体制，并以教育立国为目标。出版业随着近代印刷业的兴起发展起来，并以战争为契机趋于发达，20世纪初已成为世界上有数的出版大国。不久，日本并吞朝鲜，又相继侵略中国和亚洲诸国。日本竭力排斥来自欧美的各种思想，抑制言论思想自由，从而形成超国家主义社会，结果因孤立于世界而战败。出版事业亦濒临崩溃。

从本世纪后半期起，在东西方冷战形势下采取追随美国的政策，制订了“放弃战争，以天皇作象征，主权在民，言论出版自由”的宪法，对过去战争几乎未作丝毫反省，竭力发展资本主义建成了经济大国。媒体形态（media-ecology）成为映象的中心，大众传媒“mass communication”的巨大化构成“第四权力”。出版业亦产业化了，一批印数达几十万份的大众周刊成为产业的轴心，书籍亦因其印刷批量大和成批销售成为易耗品，从而失去了对书籍的物神性，出现了“脱离活字现象”。又由于近年来电子技术的发达引发了媒体环境激变，亦对出版业施以种种影响。

本文回顾近年来发展所引起的作用和反作用。

1 世上罕见的日本人的读写能力

日本是世上罕见的读写能力（literacy）高的历史社会。没有自己文字的日本社会，6－7世纪时，以大王（天皇）为轴心的统治阶层从中国和朝鲜引入先进技术、国家机构、法典，并在继承过程中输入了“文字使用”的方法。过去的统治阶级因为高度的文书主义，造就了一批具有写算能力的官吏，垄断了知识劳动来统治民众。9世纪时片假名、平假名相继出现，原为外国文字的汉字在功能上和形态上全都发生了变化，作为书写日语的表音文字来使用。

16世纪后半期，来自西方的基督教传教士对日本所具备的学习读写条件和日本人大部分善读能写的现象惊讶不已。17世纪初“统一全国”的德川幕府奖励标志着武士个人教养的学问。武士家族的男子主要以放声朗读汉文书籍后解其意的方式来进行学习，而平民的小孩则通过私塾学习读写本领。用木质印版进行印刷，使18世纪后半期出版事业相当昌盛。自19世纪后半期的幕府末期、明治维新时期开始，有许多“应聘外国人”来到日本，他们也对日本人的读写能力颇为注目。其中，梅基尼柯夫曾惊叹地说：“苦力。佣仆、甚至小店姑娘全都贪婪地读着沾满手垢的书籍”。

2 近代日本的出版和社会

1868年成立的明治政府以“脱亚入欧，富国强兵”为主旨，急切整备近代的国家体制。1889年制订大日本帝国宪法，天皇以及辅佐他的内阁，拥有巨大的权限，此后又形成了军队的统帅权，对比之下公选议院的权限却极小。通过日清战争（1894－5年）、日俄战争（1904－5年）和条约的修订，日本开始追求建成与欧美列强并驾齐驱的国家。

   
对国民教育发布了“邑无不学之户，户无不学之人”的学制（1872年），后又推进“忠君孝亲”（教育敕语，1890年）的教育立国方针。随后又设立了以“传授国家所需的学术技艺并探求其奥秘”（帝国大学令，1886年）为目的的帝国大学。同时，还推行不承认私立大学的官学主义。另一方面，对执笔为文的操觚界（如，报纸、杂志）则严厉取缔其妨害国家安宁秩序和败坏风俗等言论，并在此条件下保护出版者权益。活版印刷业和洋纸造纸业刚产生，近代的新闻出版业就展开了。

此时，开拓出版业的是博文堂（1878年创业，大桥佐平）。大桥家族经营的事业遍及纸店、印刷厂、书刊批发公司、图书馆、广告代理商等。当时的杂志不过是40－50页的小册子，而1895年创刊的《太阳》已是12开本（duodecimo）、200多页的规格了，日清战争和日俄战争时期，《日清战争实记》、《日俄战争实记》、《日俄战争照相画报》等先后创刊，以此为轴心出版业发达了，进入20世纪，由在家中朗读书籍作为共同享受的读书方式转变为个人默读各种书籍的习惯，报纸杂志的文体也由文语体改成口语体。

日俄战争后，日本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迎来了崭新的重组阶段。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8年），给日本带来了景气，形成了炼铁、造船、化学等新的骨干产业，资本主义进一步发达使工人阶级迅速壮大了。青年男女进高一级学校的入学率提高了，城市中产阶层的家庭妇女也有了购读杂志的富裕时间。《妇女公论》（1916年创刊，中央公论社）、《主妇之友》（1917年创刊，主妇之友社）、《妇女俱乐部》（1920年创刊，讲谈社）等杂志纷纷创刊。

1917年俄国革命爆发，从那时起涌现出米骚动、学生运动、工人运动、民主力量抬头等种种社会问题。于是，出现了冲破“国家”框框的言论。国家权力有所改动，1918年制订的大学令，开始容认庆应、早稻田等私立大学，但在“国家需要”的目的外，再强调“国家思想的涵养”。

此时，日本已成为世界上数一数二出版业昌盛的国家。1923年9月1日突发的大地震，东京及关东地区受灾居民约70万户，死者及失踪人员达10万人以上。东京的首都功能瞬间消失，此时又纷纷流传“朝鲜人和社会主义者暴动”的谣言。集中在东京的出版界损失惨重，出版、印刷、装订以至书店、旧书业等也都遭受毁灭性打击。

此时，大日本雄辩会讲谈社（野间清治）决定刊印报道震灾的书籍，灾后仅一个月就编印出有照片30页、正文300页的《大正大地震大火灾》，发行40万册，成为出版界复兴的尖兵。接着，它又创刊《国王》（King，1925年正月号）并希望成为“百万杂志”，它还拥有适合男女老幼阅读的九种大众杂志，构成真正的“杂志王国”。它以“趣味性”的出版方针称雄当时的出版界。

1913年夏目漱石的处女作《心》出版，并以此入股岩波书店（岩波茂雄），书店刊印地道的单行本和哲学丛书、漱石全集等并创下业绩。继而又在1927年创刊岩波文库，1938年创刊岩波新书，给知识分子阶层以极大影响，被视为书籍出版社学习榜样之一。

随着20世纪开始，从西欧传来各种思想，其中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与世界观，不仅对左翼的思想意识，而且对日本的学究派（academicism）从政治经济到文学艺术领域都是“加强对社会的总剖析的最初思想”（丸山真男），所以在当时具有很大的影响。于是，大学不得不“应国家需要”将某些教授清洗出校园。文艺中占统治地位的新闻学（journalism）形成与学究派相对立的新势力，即理论新闻学。《中央公论》（中央公论社）和《改造》（改造社）这两种杂志是其旗手。

在震灾复兴过程中，印刷、装订的技术革新均有所开拓，《国王》和《主妇之友》为首的大众杂志和妇女杂志类，新创出的“一日元全集”和“文库”等书刊发行形式，导致大批量生产和大批量发行的竞争局面，推动了各出版社的规模扩大和经营组织的近代化。在此以前，所谓杂志编辑往往是作家成名前的暂时栖身的职业，它通常是未成年的少年寄住单位的劳动形式。随着升学率的提高各公司开始雇佣新从大学和高等专科学校毕业的学生，不仅杂志编辑部，连新设置的书籍出版部急需编辑、制作、校对人员时都是如此。1930年前后的出版界苦于经济萧条和恐慌所引发的企业间的激烈竞争，也意识到这是从幼年学徒制向近代企业蜕变的先兆。

1931年日本开始了对中国满洲的侵略。迄至1945年8月战败的原委，不是本文撰述的主题。现仅就出版业的演变总结如下：

A）天皇制的法西斯镇压是令人震恐的，治安维持法（1925年）、不稳文书临时取缔法（1936年）、国家总动员法（1938年）等来自军方的直接露骨干涉，运用一切手段对新闻出版进行彻底管制。在国民的政治自由方面，对无产阶级政党、工会以及群众运动等全予镇压，在思想政治方面，马克思主义自不待言，连民主主义、自由主义、基督教和其它各种宗教均加以压制，再也没有学术研究的自由，只是叫嚣固守“国体”。

B）军队侵略中国和亚洲各国，莽然投入毫无胜利把握的太平洋战争。内务省强化“抑制不健康读物、不急需的无用出版物”（1940年）等的统制，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临时取缔法（1941年），一切妨碍战争进行的思想活动均遭禁止。只有协助战争的出版活动才有所繁荣，甚至保持点滴言论自主性的《中央公论》和《改造》也遭到追查、停刊，并受到特高警察捏造的“横滨事件”陷害。

C）出版事业马上陷入印刷用纸张等物资不足的困境，日本出版配给株式会社（1941年，简称日配）实行全国出版物的配给统制，实施印刷用纸分配、出版发行的审批制度并强制推行出版事业的整顿和合并（1943年）。

D）当时的出版业中不少人抱有协助战争的态度，日本编辑协会决议，“适应皇军将士的忠诚勇武，务使言论国防体制完壁”，也有人要求中央公论社改变编辑方针。随着战争逐步深入，出版界从业人员因被征入伍而减少。美军空袭使整个情况更形恶化，杂志减少篇幅以至停刊，书籍发行亦急剧萎缩，出版社陷入麻痹状态。1945年8月迎来了战败。

3 现代日本的出版和社会

3.1 美国占领下的战后

联合国军（主要是美军）的占领一直延续到1952年4月因旧金山和约废止联合国军总司令部（GHQ，General Head Quarters of the Allied Forces）以前（冲绳县仍继续占领）。本文仅论述GHQ对日政策中有关言论出版部分。

 GHQ占领日本后，立即颁布全面废除原有的日本言论限制法的命令，开始了新的言论操作和管理。它采取充分利用大众媒体的政策，审查时不准有倒空铅字（turned letter），严禁批评占领政策，对违反者严责不贷。随着“东西方冷战”形势的转移，占领初期（民主化推进期）和中、后期（反共防御期）的对日政策大相径庭。1947年5月新的日本国宪法诞生了。

在出版界解散了战时的日本出版会，日本出版协会开始活动。早在1946年，出版协会就清算当年协助战争、宣传鼓吹军国主义思想的出版社，受清算的一方另组织日本自由出版协会以示对抗。迄至占领政策基调发生转变（1946年下半年），这一纷争才悄然消失。根据GHQ指示，处理了78家“协助战争”的出版社，开除217名出版界有关人员的公职（1948年），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解除各界包括出版界受到开除公职的处分。但开除共产党干部以及在新闻广播业、政府机关和各主要产业中的清共（red purge）活动则广泛展开。

出版流动领域中，战时的日本出版配给株式会社被封闭（1949年3月），同年9月创办了书刊发行批发公司（东京4家，地方5家），新的流通体制启动，不久，地方的4家因经营不善而合并，继而形成以东贩（东京贩卖株式会社）和日贩（日本出版贩卖株式会社）为中心的新的垄断体制。

占领政策虽严厉但仍能感到“解放感”，在印刷用纸的极度紧张下，出版界早就开始活跃，杂志的复刊、创刊和书籍的重版都在进行，读书阶层宁可忍受粮食匮乏而仍争相购买书刊。色情（erotic
＋grotesque）杂志亦大肆泛滥。在争夺印刷用纸分配比例和黑市抢购中，出版社不断增加，1949年1月竟有书店4581家（此后不足2年内，因营业不佳又锐减至1881家）。

大学和专科学校也发生变化。例如，东京大学由被称为自由主义者在战时寂寞无声的南原繁出任校长。该校经济学部战时被开除的六位教授重又回校，而当年促使开除他们的八名教授则予以退职处分，还决议清除法西斯主义。以“复兴和平，为人类社会作贡献，与世界学会协作，有助于学术进步”为使命，日本学术会议于1949年1月成立，它确立了在振兴科学研究方面，政府咨询与学术会议建议的关系。但在政治反动化的现实中，学术会议的权威性丧失殆尽。1946年1月科学运动的全国性组织民主主义科学者协会成立。

GHQ从露骨地介入读卖新闻社争议开始，接连地在编辑权、清共等问题上殴杀新闻民主化，报纸作为社会的警世育人的木铎毫无作为。对占领时期所发生的下山事件、三鹰事件和松川事件等种种怪事的真相追索，全由《世界》（1946年1月创刊，岩玻书店）、《中央公论》、《改造》等综合性杂志来承担。

在和谈问题上，针对“再军备”、“美军补给基地化”的政治现实，不少学者、知识分子抱着深切的忧虑。当时首相吉田茂针对持无论怎样的战争日本都不应参加的观点而展开“全面和谈论”的南原繁斥之为“曲学阿世之徒”。（曲学阿世是指歪曲真理以迎合取媚世俗的投机行径。原见《史记－儒林传》――译注）载有百余名知识分子观点的《世界》（1951年1月号，〈和谈问题特辑〉）竟重印四次。大部分人都表明对“单独和谈”的恐惧。稍后，在1960年反对修订日美安保条约斗争时期，《世界》在指出条约所具的危险性中，成为反对运动的旗手，起着巨大的作用。

朝鲜战争给日本经济带来了特需景气，出版界亦因全面撤销用纸统制（1951年5月）而更加活跃起来。书籍部门开始了文库本、全集等的新热潮，杂志部门则因综合性杂志、妇女杂志和大众娱乐杂志等纷纷问世而繁荣热闹。1954年出版业已超越所谓“战前水平”而进入新阶段。

3.2 日本国宪法下的出版和社会

A) 出版业的高度成长

1956年2月，新潮社的大众性周刊《周刊新潮》创刊，见其成就卓然，大型出版社动手也出周刊，讲谈社和小学馆面向妇女（1957年）和儿童（1959年）的周刊次第创刊，以后续有周刊问世。1960年70种左右的周刊其年销售数竟然超过2000多种月刊的年销售数，从而周刊就成为杂志的中心。周刊与以往杂志截然不同，它依赖大量广告费收入而生存。周刊需用不少工作人员，经营规模的扩大改变了出版社的气氛。

另一方面，书籍部门也产业化了。由大量广告发行营造出畅销书（best seller），以“创作出版”“出版制造商（publishing producer）”呼声最高。此时，先后呈现了“文库热”、“新书热”、“全集热”、“历史读物热”等，企业竞争重又白热化，1970年杂志和书籍的出版量分别达到以往的5倍和3倍，经宣传、流通发行形成前所未有的产业化格局。

B) 媒体形态的变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媒体环境由于电视的发达和普及而成为映象中心。日本在1953年2月开办日本电视台（NHK TV），接着又有民办电视台诞生，13年间电视机几乎遍及每家每户，至1982年彩电化已大致完成，这是不足30年间的急剧变化。其结果是，每天采取信息来源已从印在纸上的媒体转换为映象，电视成为大众媒体的中心。

电视和需与读写能力相符的书本不同，它可不受年龄限制而面向亿万群众播放信息。再也没有隔绝大人和儿童的信息沟渠，大人的权威和儿童的好奇心均告消失，儿童被从“儿童期”的伊甸园逐出。曾创造有好多名著的儿童文学再也不能维持下去，而被戏剧影片和电视剧等所取代。

学校教育和专科学校、文坛等等无不受到来自这种新媒体的巨大影响。

 C) 迈向经济大国的道路上

1960年安保条约修订后的政治动向是，“国民所得倍增计划”（1960年）、美国空军开始轰炸越南北方（1965年）、社民党和共产党在东京都联合推荐的知事当选（1967年）、处处涌现出“革新”知事和市长。国内各大学的纷争（1968－9年）、冲绳施政权归还（1972年）、田中角荣因倡导《日本列岛改造论》（1972年，日刊工业新闻社出版，销售85万册）而当选为首相、同年实现日中关系正常化。全国卷入因“土地投机而地价暴涨”的浪潮。1974年11月号《文艺春秋》刊载五花隆的《田中角荣研究》导致田中下台。洛克希德行贿案被美国参议院揭发（1976年2月），查清事实后，田中角荣被逮捕（1976年7月）。

在此期间，雇佣工人已占就业人数的半数以上（1960年）。人口集中到大都市，住宅区、小家庭（nuclear family）比比皆是。电视机、冰箱、洗衣机已成为家庭生活的象征。资本家、经营家提出“赶超欧美”的口号，针对此口号工人则提出改善劳动条件的要求，农村山区人口日益减少，粮食自给率下降，形成以汽车为中心的社会，爆发水…病之类的公害问题，1964年东海道新干线开通，经历了1973年的第一次石油危机（oil shock）后不久就形成经济大国。平均寿命大幅度上升，已迈入高龄化社会。

出版方面的动向是：因《中央公论》（1960年12月号刊登深泽七郎的小说《风流梦谈》而引发右翼分子的杀伤事件）；中央公论社受到废弃《思想的科学》（1962年1月号〈天皇制特辑〉）的处分；东京教育大学家永三郎教授状告文部省审定教科书违宪诉讼（1965年）；“百科事典热”（1965年），“全集热”（1966年）；1969年有关大学纷争、学生运动的书籍杂志销量大增；所谓“构造主义”的新学究派盛行。

此外，经历了公明党创价学会的妨碍出版案（1970年）、第一次石油危机所引起的“用纸不足”动乱等事件后，刊载《田中角荣研究》一文的《文艺春秋》销售竟达72万册。平凡出版（现名杂志屋）原以“车、女人、服式为编辑三大支柱”，在1964年创刊以青年为对象的《平凡潘趣酒》（Heibon Punch）销量猛增。1976年角川书店将书本和电影捆绑起来，提出“先看书后看电影，先看电影后看书”广告语来扩大销售的做法称作“角川商法”。其间，河出书房发生破产危机（1968年）、三省堂（1974年）和筑摩书房（1978年）破产、平凡社的总社出售和人员大调整（1981年）等历史悠久或列位中坚的书籍出版社都相继遭到经营危机的袭击。1982年学习研究社首先在东京证券市场上市，以后又有不少出版社投入证券市场。

此外，日本出版物零售书店全国联谊会以“促进适当利润运动”来探索出版物的批发价，并调度出版社、批发公司、书店之间的交涉、书店罢工谈判等事宜。公正交易委员长的重新评估出版物零售制的发言（1978年）至今尚有影响。

D) 学术社会和“脱离活字现象”

所谓“脱离活字现象”是指以媒体形态的变化为轴心，随之而产生的各种要素重行组合所形成的社会现象。

战后，教育制度以美国为榜样变成6、3、3、4制，高等学校大众化入学率大幅度上升。战败以前日本的大学入学率在3％以下，受中等教育的也仅为20％左右。但战后的1955年高校入学率为51.5％,其中大学（包括短期大学）男生占15％，女生占5％；1975年高校入学率为91.9%，其中大学男生占43％，女生占32.4%；1994年高校入学率为95.7%，其中大学男生占40.9%，女生占45.9%,由此可见其急速的高学历化。今天，与一般青年教育相同的大众化的大学生们“在分化的专门领域中也有大量的信息量，学校以外的生活已被信息所包围”，“再也没有一个字一个字地阅读、理解的闲暇工夫”、“读书也强化娱乐倾向，不再是一般的社会人”、是“生活在映象文化中的人”（宫田光雄）。正与学历社会的行进相反，已趋向“脱离活字”。

E) 电子技术发达和印刷革命

九十年代后半期，连中小型印刷厂也将原来的活版组版部分改成电脑组版，从此再也不需要庞大的活字字库，排字工人不必死记硬背字架上的活字排列，出现了谷登堡（J. Gutenberg）以来的印刷革命。需要复杂而熟练技艺的彩色印刷技术也被全功能电分机（total scanner）所取代。出版受制于各个时期的印刷技术变为因技术的支持而有所发展。今日的印刷革命对出版界的编辑、制作、校对等作业施以形形色色的影响。

电子技术的发达不仅使印刷技术有所变化，也使信息通信和媒体环境全面发生越来越深刻的发展。电子出版、无纸出版（paperless publishing）、多媒体（multimedia）以及因特网（internet）等都不可避免地使媒体向全面高度信息化过渡。此外，出版物的流通、销售方面也有极大的变化。

4 总结语

A) 电视已位于今天大众媒体中心，由于各民办电视台均以“趣味性、滑稽性”为主旨（motif）相竞争，而各大报纸又标榜“不偏不倚，无党无派”为原则，依赖广告收入来办报并开展激烈的视听率和发行数竞争。

出版界中十几家大型出版社则以群众周刊和信息类杂志为轴心，主要是满载名人和艺术界人士所写的随笔（gossip）和日常琐事信息，在书籍领域则是反复提出热门书和畅销书来展开激烈竞争，以促使全国书店和车站书亭生意兴隆。日本的杂志书籍均实行寄销制，无论是书刊发行批发公司或是零售书店都是这样，要是做了大量广告却又不能迅速而大量地销售出去，寄存在店中的书刊马上会退货。因此，4000 多家中小出版社都是煞费苦心、细细盘算，在一年中出版几万种书，其中言辞朴实的研究书和“硬”性内容的书籍常落得被迫丢到市场角落里的下场。大江健三郎曾哀叹：“少数持批判性质的质量高的新闻工作者不再具有文化风土力量”。以上是若干天才发挥才干作出种种流行之作，作为产业发展起来的出版业中也可以看到的作用和反作用。

B) 现在的媒体环境在激变，21世纪还会进一步发生巨大变化。出版势必受其影响，并被迫与之相适应。可是远胜当今的、现代世界今后的人类的前途，和平方式，社会应有的状态等等，均将吹去阴霾重见光明，以满足创造下个时代应有的命题和课题。只有今天从事大众传媒的人尤其是在出版界工作的人，才需要有高尚的精神和卓越的洞察力。阅读印刷在纸张上的书籍，是以往历史中培育起来的习惯，甚至在21世纪想必也会因人们为生存、思考、判断而作为最重要的一种行为保存下去。

处事艰难的出版业者、编辑人员应该不顺水推舟、毫不动摇地坚持一贯的价值观来排除出版事业的障碍困难，致力于种种命题和课题，缔造今后时代、今后文化“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