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刷商每天面对不同客户，交易过程中难免遇上与法律相关的问题，有时甚或需兴讼解决。也有部分印刷商为求息事宁人，而选择私自和解，赔款了事。不论采用何种方法处理，于问题发生前，印刷商若能先对自己的法律责任及权利有基本认识，到碰上类似情况时，自能知所衡量取决，不致方寸大乱。

胜败按情况而定

印刷商经常碰到的法律问题，离不开货款纠纷或印品内容不当等。不论问题大小，一旦需诉诸法律，最令当事人关注的，相信莫过于自己的胜算机会到底有多高。有法律界人士指出，法律中的各项细则，主要涵盖所述范围的一般情况，但现实案情往往比之更复杂，所以胜败与否，还看个别情况而定。

就以印刷界中最常出现的货款纠纷为例。客户要求印刷商承印一批刊物，及后却因为时间延误及印品质素不佳而拒绝付款收货，更欲反控印刷商违约，要他赔偿成本价之余，更需承担往后包括销售刊物利润等一连串共百多万的损失，于此情况下，客户是否一定占尽上风，而承印商便需承担因错误而引起的后果？

以下两个情况类似的案例，或可为此问题找出线索。

案例1

细容是容记云吞面的老板，他向大宇肉食公司订购一些急冻食品，收货后才发觉部分食物保存得不好，已有腐坏迹象，大宇却一口咬定是细容收货后才发生的，细容一怒之下，决定不找数，不出两天，他己收到律师信要他找数，他依然不理会，才过一星期，便收到法院传票。细容委托律师起草及送上答辩，指出货物品质不符要求，因此是大宇毁约在先，细容并在当中加上一个反控，追讨因大宇毁约而令自己蒙受的损失。双方律师向法庭申请排期审讯，期间大宇经律师向细容提出以六折价钱收款作庭外和解，但细容坚持抗争到底。最后，法庭判定大宇毁约，不能取回全数货款，并需负责细容的盈利损失及部分律师费。

案例2

另一宗案例，则发生于上个世纪的英国。一个磨坊东主委托一间运输公司搬运一支已坏的磨坊轴心安排修理，运输负责人答应翌日便可运抵厂方修理，但因为他的疏忽，货物并不能如期运抵，磨坊的停工日期便超出预算，磨坊东主因蒙受利润损失，于是入禀法庭向运输公司追讨赔偿。法庭需面对的问题是，磨坊东主的损失是否应由运输公司负责。因运输者只知道委运的是一支已损坏的磨坊轴心木，却不知道若运输上有阻延会令委运人蒙受损失。法庭最后认为，若双方立约而一方违约，无辜一方因该项违约行为招致损失，其衡量的准则应是：假如一项损失可合理地理解为，由该行为而自然引起的(根据事物寻常发展的情况而言)；又或立约双方于立约时应想象得到的，若一方违约便很可能带来这项损失，则该损失便可算是因违约而引起的。就此准则，法庭得出的结论是：运输公司不用承担磨坊东主的损失。因按常理推断，缺少一支轴心木并不一定会令该磨坊停产，东主大可能会有另一支作后备之用。而且，运输公司亦根本不知道若他不能如期付运，磨坊便不能如期运作，而这亦不能被视为「立约双方立约时已想象得到」的事。然而，若磨坊东主于立约时多口告诉运输公司，付运迟误的话他便会蒙受额外损失，案件的判决便可能会完全不同了。

于此可见，案件的判决，会因情况不同而有异。印刷商可做的，并非一味着重自己在案件中的胜诉机会，而应于事前与交易一方立约时，清楚订立条文，及不履行合约的后果，以保障自己利益。

追讨空头支票

案例3

也有一种情况，是印刷商从客户那里收到的支票无法兑现，却不知该如何追讨。法律上，追讨空头支票可循以下两个途径：一是基于双方的合约，追讨对方没有履行合约而应付出的代价；二是基于那张支票而作出追讨。虽然循第一种方式追讨，所得赔偿或有可能高于支票面额，但法律顾问一般会建议追讨者采纳后者。原因为：首先，欠款的数额必定是清楚写在支票上，不容任何争议，故追讨一方便不能像基于合约提出诉讼般，对所欠之数额多少提出诸般论点，藉以将问题复杂化。第二，支票本身是种非常有力和充分的证据，它有日期，收款人名字和金额，它证明了一个付款承诺，而这承诺是不容否认的。第三，程序上，对方必须先履行支票所载的承诺，才可向追讨者的诉讼提出反追讨。故以基于支票的方式作追讨，对追讨者必然较为有利。但有一点必须强调：承印商于收到「空头支票」时，千万要留下「罪证」，以作日后提出控告的有力支持。当然，假如收到「空头支票」时，印品正于付运途中，或尚未付运，法律亦提供了另一种可行方法，称为货物「留置权」，即承印一方可在收到货款前继续保管货物，直至货价付足为止，若经再三催促，对方仍不付款，印刷商是大可将该批货物转售，更有权向该位买家追讨因其违约而造成任何损失的赔偿。

不雅侵权印者有责

自从政府严厉执行版权法、淫亵及不雅物品条例，印刷商对承印带有侵权、不雅成份的刊物时，均表现得格外小心。到底承印刊载侵权图片、诽谤文字、不雅内容的印品时，印刷商是否需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

据法律界人士指出，印品内容如含有以上成分，印刷商必须为此承担责任。即如印品内某页刊有一幅侵权图片，印刷商同样会遭受控告。有资深印刷界人士指出，一般情况下，印刷商会被列为第四被告，而另外三个被告则依次为出版社、总编辑及发行商。以侵权情况为例，香港版权法例规定，未经版权拥有人同意，制作侵犯版权作品的复制品，即属违法，因此有份参与制作的印刷商，是无法免除法律责任的。该名资深印刷界人士忆述，于七○年代，公司曾承印一批含色情成份的刊物，以当时标准而言，已超越现时的三级尺度。由于该类刊物在当时的社会绝无仅有，容易引起公众哗然，亦基于希望吸引更多选票的政治理由，当时就有议员以公开焚烧该份刊物之举，促请政府关注。其后，该名业内人士被邀往警署助查。虽然最后警方对他不予起诉，但对出版、发行、承印商等极具深远影响的淫亵及不雅物品审裁制度，便于往后出现。该印刷界人士表示，自此事以后，其任职公司便决定不再承印任何以色情、暴力为卖点的刊物。然为保障公司免因承印有色情、暴力、诽谤或侵权成分的刊物而遭受控告，蒙受不必要的金钱损失，该公司现在均会与所有客户订立合约，内里清楚列明，如印品因以上原因被控入罪，印刷商所蒙受的金钱损失，将悉数由客户负责。他表示，虽然订立合同后，印品如有不良成分，印刷商还是会因而被控告，但合同起码已保障其免受任何经济损失，所以实不失为一种可行的解决方法。那么其公司自经历此事后，曾否考虑安排职员预先检查客户的印品内容，确定没有不良成分，才将之付印？他指出，客人委托印刷的物品，往往有百页之多，根本不可能每次均彻底检查，况且假如真的发现某页含不雅成份，难道就单单拒绝印刷该页吗？很明显，预先检查印件内容的方法是不可行的。但为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而拒绝承印某类印品，牺牲生意，这种做法又是否值得？他闻言表示，没办法，法例如此规定，承印商便只好接纳，其实换个角度想，假如没有印刷商，该类刊物也无法面世，所以印刷商绝对有理由承担部分法律责任的。

应寻求公平解决

无可否认，只要交涉双方立约在先，有一纸合同在手，法律是足以保障印刷商的利益的。但亦有分色及制版公司负责人表示，碍于某些因素，当与客户发生争拗时，即使对自己极不公平，公司大多会选择赔钱了事。他举例说：假设客户交来十多张幻灯片予分色公司扫描，分色公司于扫描时，方才发现当中两张有刮花痕迹，实时通知客户，但客户却坚持花痕是由分色公司造成的，并要求对方赔偿两张灯片共八千元的损失。碍于客户来片时，分色公司并没有逐一细心检查，因此未能确定花痕到底由谁引起，分色公司于此便只好无奈赔偿。他指出，分色公司每天收到客户委托处理的物品不在少数，要逐一检查，费时失事，绝非易事。倘若将事情交予法律解决，则不论输赢与否，吃亏的还是分色公司。败诉的话，固然蒙受金钱损失，即使胜诉，客户经此一役后，也会决定不再光顾，分色公司因而损失的金额，就更是无法估计了。

虽然目前难以断定这种做法是个别公司采纳，还是全行均会如此。但这种为求息事宁人，不求公正的观念，明显很有问题。因为我们无法知道，以后若发生同类事情，客户会否要求赔偿更多，或厘定的赔偿金额是否合理。很多时候，客户交来的物品，可能并无复件，价值往往是无法估计的，因而一张灯片的赔偿金额可以是数元，也可以是数万元，任由客户在毫无标准的情况下厘定金额，分色公司便形同将自己的损失操控在别人手上，极为不智。

其实，讼诉程序纵是繁复，但寻求法律解决的最大优点正在于，法庭不会将所有连锁性的损失都算到被控一方头上，而会视乎损失程度，计算应赔偿的数额，故此不会对任何一方造成不公。原则上，受损一方不会因对方违约而赚了钱，他只能拿到他在合约上应得的。4况且，若忧虑兴讼会为自己带来麻烦，当事人大可寻求仲裁方式调解纠纷。新修订的《仲裁条例》，赋予仲裁员额外的权力，令纠纷可更公平更快速地调解，省却不必要的费用。因整个仲裁过程，双方均需积极参与，所达成协议乃由双方经考虑各方利益后达成，而非由法官、仲裁员等为他们决定，因此极适合业内人士采用。

坏帐个案

余鸿建

从事印刷业或贸易的朋友，或多或少必须面对坏帐问题。公司辛辛苦苦做好工作，准时送货，但客户迟迟不缴付货款，甚至追收无效，使公司蒙受损失，不免使人气馁。许多人坚信香港是个法治社会，法律可保障合法商人的权益，这可能是个美丽误会。以下的一些个案是本人痛苦的经验，曾花费了不少精力、时间和金钱，最后仍是蒙受损失，希望同业可从中汲取教训。

案例1

一位客户印制一批公司用文件，报价后，在看稿期间不断更改稿件，导致成本不断增加，货完成后因而在发票上加了改稿费用，但客户不允付款，经多次追讨后，该负责人竟退股离开公司，接手之负责人全部推卸责任，声言不知此事，亦不允付款，事后更将公司名称更改。我司依法律程序提出诉讼，因对方不出庭应讯，故获判得值，但因负责人已离开香港，该公司又更改了名称，无法以法律程序收取货款，因而连法律费用也损失了。

案例2

一个外国客户来订印一批印件，声明以现金付帐，货成后准时付款，以后逐次增加订货量，每次寄出货物，都可即收货款，建立了良好信誉形象。两年后，订货量增加至数百万元，并谈判要求放帐。因该公司前两年付帐纪录良好，之前我司亦已委托信用调查公司调查过此客户，报告是该客户是成立两年之新公司，并无法庭诉讼纪录，信用良好，在外国某地亦有雇用员工，有正常之商业行为，故此没有疑心。为多一重保障，我司同时亦申请了出口信用保险，可能信用调查来自同一来源，保险局亦批出受保一百万，令我司以为可放心跟此客户做生意，乃同意放帐。是年完成超过三百万元之订单，已收货款一百多万，仍欠帐二百多万，但多次追收，也联络不上此客户，因而引起恐慌。多月后此客人来港，声言因交货延误，必须要扣除货款，抵偿损失，公司翻查纪录，并无证据证明生产延误，反而证实客户拖延准印、交来之菲林不完整及尺寸不对，使生产上要暂停等候指示，这些通讯纪录及不正确来稿是强而有力之证据。在争辩期间，此客户竟委托律师先发制人，发出律师信，要求我方赔偿损失。我公司被逼要通过律师答辩及提出证据，证明责在彼方。但此客户一直无意接受和解，亦不采取法律行动。我方因已拖延超过六个月，决定向保险局索偿，但保险局认为买卖双方有争议，不予赔偿。至此，我司逼不得已，决定要采取法律行动，追索欠款，但律师审核案情后，因买家之注册公司不在香港，就算在香港诉讼得值，也不能获得赔偿，所以必须去客户之注册营业之国家诉讼，但因牵涉国际诉讼，必须预付按金予当地的律师事务所，费用不赀。因两地法例不同，胜诉机会不大，而事后该公司更将注册地址改去邻近国家，逃避诉讼。至此，收回货款之机会愈趋渺茫。还幸获得印艺学会和印刷业商会之协助，保险局答允付出赔款，但仍实质损失一百多万元。

案例3

一位出版定期刊物的客户，向我司订购印刷品近两年。因该公司颇具规模，亦由我司之长期客户介绍认识，所以深信其信用没问题，故此给予信用帐期，但金融风暴之后，该公司周转不灵而倒闭，因东主并非香港人，连收数公司亦无法收回欠款。

以上三个案例仅属全年香港坏帐率的小部分，香港已有完善法例保障贸易双方，但个人的经验，法律保障买方多于卖方，所以承印商常处不利地位，在众多不付款的借口中，最多牵涉品质的争议，其次是交货脱期。若客户有确实足够的证明，印刷厂只可任人鱼肉，或是折扣收款，或是重印。以法律行动去维护利益可说是得不偿失。承印商宜对客户有充分认识和保存完整的通讯记录，最好的方法是先钱后货，但以目前的环境，不放帐是无法做成生意的，但要减低风险，承印商要小心从事。

注：

1.《无法不谈续编》，民事诉讼示范案例，P.168-169

2.《无法不谈续编》，磨坊案(上)P.178-179，磨坊案(下)P.180-181

3.《无法不谈续编》，追讨空头支票(上)P.182-183，追讨空头支票(下)P.184-185

4.《无法不谈续编》，违约追讨不能赚钱，P.176-177

5.《法理民情》，以和为贵，P.140-141

参考数据：

1.《无法不谈续编》(1995)，布理士，明窗出版社有限公司

2.《法理民情》(1996)，谢伟俊，皇冠出版社(香港)有限公司

3.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网页－律政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