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卡、喜帖

贺卡是从西方引进香港华人社会的一种人际沟通工具。电话、电报、互联网未发明之前，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便倚赖信件，英国于1840年发行首枚邮票，，因此相信是由英国首先印制贺卡。据说远自公元十五世纪，已有手绘情人节卡，大英博物馆藏有颇多十五世纪年代的贺卡及情人卡，可见贺卡在欧美已有约六百多年的历史，当时的贺卡大多是手绘制作，并且亲自送交或由仆人送交给受卡人。当时的贺卡已很有心思，有些更黏贴其它物品如头发、布饰花边lace、树叶、花朵或香囊等，也有剪贴通花及设计成可弹出的POP UP立体卡，或者可移动转换画面的转画卡，可见这些今天仍然流行的贺卡款式并非新鲜事物。

1840年之后，世界各国跟随英国成立邮政系统，并成立国际邮政联盟，使邮资降低，各国各自发行邮票，并派递由外国寄来的邮件，客观条件剌激了邮寄贺卡的大幅增长。多年来全世界邮寄高峰期便是每年圣诞前的一段日子，无论是基督徒或非基督徒都会在节日前寄出圣诞卡，已变成了一个互相致意传统，借着一张卡纸向远方或不常见面的家人、亲友、商业伙伴、客户相互问好。设计和印制贺卡已是庞大产值的业务，西方社会的众多节日，也扩大了贺卡的销售种类和市场，其它形形色色的心意卡、礼物卡、生日卡、慰问卡及多用途卡多不胜数。西方社会将贺卡分类为节日卡和日用卡，根据美国贺卡协会的统计：节日卡以圣诞卡为首，占销售量的60%，第二位是情人节卡占25%，其余的15%才分别顺序是母亲节卡、复活节卡、父亲节卡及其它。有趣的是根据美国贺卡协会的统计，母亲节卡销售量比父亲节卡多近一倍。日用卡首为生日卡也是占了60%，其余则是周年纪念卡、慰问卡、友谊卡及互勉卡等。

香港印刷业是世界贺卡生产的一个主要基地，1970年之前香港政府还没有这类印件的出口统计，1980年统计处公布贺卡出口值为三千万港元，到1987年已大幅增加至一亿八千七百万元，七年间增幅超过六倍。香港也是最先生产发声及发光贺卡，大大提高贺卡的附加价值。1990年之后大多数贺卡已转往国内生产，现在香港及珠三角地区已是世界最大贺卡生产基地。

计算机及互联网普及之后，近年有许多人采用电邮传送发声及动画电子贺卡，称之为e-card，更可免费从网站下载已预先设计的电子贺卡，确实令印刷邮寄贺卡逐年减少，将来电子贺卡是否全面取代印刷贺卡，似乎言之过早，虽然笔者每年仍寄出同数量的圣诞卡，但是近年收到的贺卡数量确是减少了。另外一个隐忧是全世界环保意识高涨，环保组织不断宣传减少寄贺卡，保护林木免受砍伐，也对贺卡做成一定影响。

婚礼是中国人的大喜事，就算不大排宴席，也会印发喜帖公告亲友，而且喜帖内容是独一无异，必须个别印制，所以喜帖甚少外销，大多只为满足本地需求。印制喜帖属小批量印刷，一般多采用进口优质花式厚卡纸，有些设计需要特别加工例如烫金、模切、凸字、丝印等工序，成本较为昂贵。红色和金色是中国人传统的喜庆颜色，1950年以前，喜帖多采用国产染红色卡，以凸字活版印上黄色油墨，再扫上金色粉末沾在油墨上，这是1950-60年代最流行的印刷方法。1960年之后，纸商引进欧洲制造的红色玻璃卡，纸面光滑像镜一般，其红色虽然与传统中国利是红不太一样，但是玻璃卡的高级形象深受新人的喜爱，曾经是高级喜帖的专用纸张。当年由源昌栈洋纸独家代理，印刷厂必须带备现金往该纸行门市部购买。

1970年后从英国进口的金浆油墨质量很好，与印黄墨扫金粉有同样的金光闪亮效果，而且玻璃卡光可鉴人，因此逐渐取代了在红卡上扫金粉，但是高级较昂贵的请帖仍多采用烫金电化铝。1970年之后，有多家纸行从外国进口多品种的特别高级花式用纸，逐渐打破源昌栈垄断贺卡用纸的局面，而且教育机构培训了不少平面设计人才，年青人敢于打破传统，尝试新的设计意念，已不满足于传统的龙凤呈祥和双喜图案，加入了西方设计意念和东西方混合设计，也不一定采用红色和金属色卡。实际上新式请帖带来了新气象，令人惊喜和欣赏。大多数人以婚姻为人生大事，都愿意花多一点钱来印制精美请帖。

传统的喜帖制作多采用活版印刷或者烫金方式或者使用模切加工制作，大部分的活印工厂已可自行印制，技术上没有大难度。随着技术更替和器材更新，大多数活印工厂已改用GTO小幅面平胶印机，1990年代之后亦有采用数码直接成象印机，2000年代数码印刷技术日趋成熟，最适宜印制像喜帖这类限量小数印件。一些业界人士发觉新人们较愿意花多一点钱来印制与众不同的喜帖，于是有专门承印喜帖的公司聘请了设计师为新人特别设计。

香港的商业环境有一个特色，当一家公司或者店铺做出名气，生意滔滔之后，很快地左邻右舍便陆续有同样业务的新店加入竞争。这同一业务在该地区便逐渐成行成市，像中环的花布街、海味街和专营古玩的荷李活道及摩罗街；旺角的花墟、金鱼街、雀仔街和油麻地广东道玉器市场；湾仔传统是印刷业的集中地，因此该区也有一条聚集了许多专门印制喜帖店铺的喜帖街（利东街）。同类店铺多了不单没有减少生意量，却吸引了更多目标买家到来浏览，人流多了成交量也大幅增加，有价钱比较便显得较为公道，更多款式选择，消费者的心理也感到满足。因为湾仔旧区重建关系，利东街也在重建范围之内，喜帖店也被迫搬迁甚或结业，成为报章和电视的一则花边社会新闻，也标志着一个旧时代的终结。事实上一些喜帖公司已与婚纱摄影、花车租赁、婚宴安排及礼饼公司结成一条龙服务，逐渐取代传统的门市销售。

教科书、小说、袋装书

教科书已有很长久的历史，远在春秋战国时期，许多思想家已著书立说，大部分有影响力的思想家都有众多弟子追随，有弟子将老师的学说记录下来，便成为一本流传下来的思想和学术性教科书。最著名的一本着作便是由孔子弟子记录下来的《论语》，这本巨著不单是历代学子的哲学思想及语文课本，也曾是历代统治者开科取仕的试题来源，其中部分篇章也收编于近代中学及大专课本之内。中国最著名的启蒙课本便是《三字经》，也是孔门弟子教育幼童的实用教材。笔者小学入学时仍须诵读《三字经》，并以之练习毛笔字。教科书与众多学术著作并无分别，都是文字及图画的载体，以纸张印刷成书本。一旦被教育当局选用作教材，出版社便将之编写以符合课本规格，在生产方式上与其它书本并无不同。其最大分别是一些国家的教科书由国家教育部编写和出版，分配给学生。香港则由教育署拟定各科教材大纲和内容规范，由私营出版社各自编写、设计后交给教署审批才可印制和向学校销售，出版社需自负盈亏，只有冷门科目的教科书才可获得政府资助出版。教科书是必需品，有一定销量，好的教科书有较多学校采用，销售量愈多，制作成本便愈低，利润便愈丰厚，因此很多出版社各出其谋，争取销量和占有率。有出版社以各种形式赞助学校活动，捐赠教具用品，送赠教师手册及例题答案等，促销手法层出不穷。羊毛出自羊身上，教科书售价因而升高，也曾受到家长和消费者委员会的质疑。

教科书对香港印刷业有非常大的影响，话说香港自英国占领为殖民地之后，法定官方语文为英文，所有中小学除一般学科外，英文为大、中、小学的必修科，因此需要大量英文课本和英语课外读本。当年教署规定学校必需采购英国出版社的教科书，最负盛名的英国出版社如朗文、牛津大学出版社、麦美伦及海涅曼等出版社。早年仍需从英国订购课本进口供应香港各学校，但是书价以英镑售价再加上运费，并以较高之兑换价作为书本港币售价。曾有家长投诉当年银行兑换一英镑为十二港元，但出版社却以一兑十五换算，因此英文书本售价非常昂贵，家长都叫苦连天。

尽管这些出版社曾经垄断英文课本市场，从香港赚了不少家长的买书钱，但是香港得以成为世界印刷中心，却必需多谢这些国际知名出版社。英国在中世纪以后曾经是海上称霸的日不没王国，殖民地遍布全世界各大洲，虽然美国最早宣布独立，但是仍继续使用英语为国家通用语言，其后加拿大、澳洲、纽西兰、非洲多个国家、亚洲的马来西亚、新加坡、斯里兰卡及印度纷纷宣布独立（印度又分裂为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等国）。这些人口众多的大国仍采用英语教学，对英文课本和辅助读物的需求非常庞大，因此英国的出版及印刷业非常繁荣。因为供不应求，印刷业工人薪金得以大幅上升，当年印刷工人薪金在英国仅次于煤矿工人。二战后英国工会势力膨胀，可以左右国会选举，更经常以罢工作为手段，争取经济和政治上的利益。1950年代开始，英国各大出版社已经面对势力庞大的印刷工会和运输工会组织的频密罢工，需索频频，以致经常无法准时生产及将书本付运，成本更大幅急升。反之当年香港有大量新移民抵港，工资水平比英国低于十倍，而且香港位于国际航运中心，又是一个免税港和英国殖民地，奉行英国法律，保护知识产权，香港又没有庞大工会势力，新移民和本地劳工勤劳苦干，效率奇高，于是多家英国出版社纷纷将制作部迁来香港，利用香港的优越条件来印制书籍课本，反销往英国及世界各地。从此香港在承印教科书这基础上逐步发展了以出口为主的印刷业务，成为世界知名的印刷中心。

觉原来最细小的香港分公司效率最高、成本最廉宜，为集团贡献最高利润。最早实行有系统地自购纸张，供应印刷厂印制教科书的出版社应是朗文出版社，除了可以有效控制物料质量，也因为直接向纸厂大量订购而可以节省成本。后来其它出版商和杂志出版商也采用此模式，一些出版商更在订购纸张之后，直接存放在印刷厂，可是并非全部由该厂承印，其它印刷厂也可向该厂提纸印刷，这样不公平的交易，早年也有印刷厂甘愿接受。笔者于1960年代任职于香港大日本印刷公司时，便听说某次朗文出版社派员到来盘点纸张存货，却发现很多存纸不见了，大日本印刷因此要全数赔偿损失。

小说是纯文字的作品，虽然有些小说也加入插画，但是小说的价值在乎作者的题材结构、说故事的文字技巧和写作功力。一般香港中文小说的市场非常有限，大陆又限制香港书籍进口，而且香港沿用繁体字排版，国内于解放后则改用简体字，两地读者都有文字沟通障碍。虽然台湾人口比香港多数倍，阅读风气比香港优胜，但是有很长一段时间不重视知识产权，翻版盛行。香港一些优秀小说作品也很难卖去台湾，反而一些优秀的台湾作家，像柏杨、王蓝、琼瑶及李敖等的作品在香港也非常畅销。在这样的条件下，在香港出版小说及文艺作品便很难有利可图，也不能剌激有才华的作者出版著作，所以曾有学者抱怨香港是一个文化沙漠。

但是香港有一个有利的条件就是言论和出版自由，一个细小的地方，却有多达一百多份报章杂志。除新闻报导之外，亦重视副刊及专栏写作，报章杂志是一个很好的小说发源地。很多优秀的小说首先分期在报章副刊和杂志内连载，就像今天的电视连续剧一样，曾经风魔了万千读者，其中表表者有红绿日报任护花的《中国杀人王》、香港商报梁羽生创作的《白发魔女传》、金庸创作的《射鵰英雄传》、倪匡的《韦斯利》等。金庸于1960年代创办《明报》，其创作的武侠小说吸引了万千读者，《明报》因此销量不断上升，后来更成为上市企业，又成立明窗出版社，将该报作者的连载专栏结集出版，颇为成功。《新报》与环球出版社同属罗斌先生的事业，该集团不单出版报纸，也出版武侠杂志、侦探杂志及第一代的八卦周刊《新知》，也曾出版由依达等作家撰写的爱情小说，很受年青人的欢迎。香港的小说作品由报章杂志所带动相信是没有错的，若果没有这些经常与读者接触的报纸杂志提供了连载基地，很多作者像倪匡、亦舒、胡燕妮及李碧华等便不会广为人识，出版社也不会太愿意投资在他们身上。

袋装小说大概在1935年于英国兴起，据说企鹅出版社一位出版人Allen Lane一天预备从Devon 德文郡的Exeter车站乘火车回伦敦，他原希望可以在书报摊买一本小说在长途火车上阅读。但是除了杂志和报纸外完全没有轻便的小说读物，当年的书籍绝大部分都是硬面精装，售价昂贵而不便携带，于是他便尝试推出软封面较细小的袋装小说，不但在制作上改善了装订质量，并以非常廉宜的售价，发行给书店、火车沿线站台上的书报摊、烟贩和连锁商店。最先推出的是大作家海明威、亚嘉姬施蒂的小说，每本只售六便士，相当于一包香烟的价钱，于是许多火车乘客都手持一本，兴起了袋装书的热潮。袋装书是出版业界的一个伟大革命，过去以硬面精装为主的书籍制作，逐渐代替以廉宜的软面平装较细小的袋装书。一些出版了一段时间的著作，在书店的销量正逐渐下降中，出版社再发行袋装书后，又可大幅增加销量，出品种类更由小说扩展至传记和历史等其它种类的书籍。

香港于1911年九广铁路正式通车，当年仍未有袋装书出现，大概1970年左右香港的外文书店由外国引入企鹅的袋装丛书，本地出版社纷纷仿效。1979年地下铁路首段观塘至石硖尾通车，此后十多二十年不断扩展增加车站，沿线车站内广设便利店和书报摊，袋装书借着交通网络的延伸而得以增加销售点，而香港现今已极少有硬面精装小说出版，差不多全是袋装小说书的天下。

当年许多英国出版社将书籍生产分配给伦敦、纽约、吉隆坡和香港各分公司负责生产，却发觉原来最细小的香港分公司效率最高、成本最廉宜，为集团贡献最高利润。最早实行有系统地自购纸张，供应印刷厂印制教科书的出版社应是朗文出版社，除了可以有效控制物料质量，也因为直接向纸厂大量订购而可以节省成本。后来其它出版商和杂志出版商也采用此模式，一些出版商更在订购纸张之后，直接存放在印刷厂，可是并非全部由该厂承印，其它印刷厂也可向该厂提纸印刷，这样不公平的交易，早年也有印刷厂甘愿接受。笔者于1960年代任职于香港大日本印刷公司时，便听说某次朗文出版社派员到来盘点纸张存货，却发现很多存纸不见了，大日本印刷因此要全数赔偿损失。

藏书票、书签、卷标

中国自古以来，读书人多喜欢购买及收藏书籍，古人称有学问的人「学富五车」，而形容藏书之多为「汗牛充栋」，为免流失及被盗，很多藏书者在书内题字或刻盖私章以资识别。不论东西方社会，书籍都是知识宝库而且价值昂贵，许多人甚至************一些珍本，而西方藏书家除会在书内暗藏记号，或以藏书票以识别书籍主人。藏书票ex-libris拉丁文意思是「此书来自」，英国人称之为Bookplates，德国人称为Bucheignerzeichen意谓书籍主人记号。

在印刷术发明之前，所有书籍都是抄写本，所以藏书印记都是个别人手刻写，在印刷术发明之后，便有藏书票出现。1455-1456年间德国人古腾堡Guthenberg发明铅活字印刷术，成功印出第一本活字版圣经。活版印刷术便像野火燎原之势传遍欧洲各地，各类书籍得以大量印制。各类学院及图书馆收藏的书籍快速增加，已不可以再以人手逐张绘制。最早以木板及金属板刻印之藏书票始于1470年德国布斯海姆图书馆Buxheim library，藏书票内容说明由Hildebrand Brandenburg 及von Zell捐赠该批书籍给图书馆。

1860年之后藏书票东传至中国及日本，因为其实用性和艺术价值，随即广受东方社会的欢迎，有藏书家自行刻印精美而具特色的藏书票。1970年代香港开始流行设计及印制藏书票，不单只采用传统的木刻版印刷，也采用了多种印刷技法如丝网印刷、计算机数码印刷、平胶印、麻胶印（尼龙胶版）、铜版水印、木板水印、蚀刻版印刷和多种混合方式印刷。藏书票经过多年爱书人士的收藏、考据和自行设计印刷，已超越了原本书籍识别管理的功能，成为了珍贵的艺术收藏品。

中国古代书简以竹木制成，读书人多自备书刀，作用为删削字句或作记号之用，后来纸、墨、印刷术发明之后，古人读书做学问改以笔墨作记，在空白位写满小字注释，称为「眉批」，也有加上圈点评语，称为「点评」，方便下次继续阅读便按记号续览。但是若书本属别人所有，或公家财物便不可以随便加上记号，于是便发展出独立的书签，夹藏在书页内，便可识别上次阅读的最后段落。最早期的书签可能是小竹片，所以「签」的造字从「竹」部，后来不再采用竹简木牍，便采用薄木片、树皮、树叶、布条、皮革碎片、纸张及塑料等物料。西方国家多采用羊皮抄写成经卷，以皮绳捆绑，所以皮绳便是很好的书签。中世纪欧洲印刷盛行，皮革仍是最主要的装订物料，于是有人将皮革碎片系以当时颇为流行的织带，成为时髦的书签，到今天皮制书签仍是书签中的精品。

西方由中世纪开始已盛行洋装书「硬面精装」，之前教会已有修士将手抄本圣经装订成册。这些用作开弥撒的经书，比较一般书籍大本和牢固，而且每周要诵读不同段落经文和福音，所以必需预先加上记号以便揭开正确页数，于是在书籍顶端装上不同颜色缎带，以缎带引入书页内便可快速正确揭开所需经文，也是书签英文名称 “Book Marker”的由来，以后许多精装厚本书，特别是必须经常翻阅的如诗歌、日记和索引等都会加上丝带或缎带，其功能跟书签一样。现代的书签有很多形式的设计，但是大多在顶端正中位打穿一个小孔，以供穿入丝带。

近代平装软面书盛行，为节省成本已很少加入丝带，有出版社将封面两端加长内折，除了美观之外，也可防止书面边角破损，另外也可以代替书签以之插入书页内作记号。书签除了是阅读书本用作识记之外，也是精美的纪念品，可以印上精美设计的图案、摄影和加印上励志的金句及格言等。书签也可以成为广告宣传制品和赠品，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易接触到的印刷品。

另一种标签（Label）是用以识别商品种类、价格和成份的一种印刷品，很多国家已立法规范商品标签，香港也有商品标签法。笔者小时候跟母亲往市场买菜，已见各类摊贩将产品种类和价格写在竹片、木板或纸片上，放置于每种货品之上，客户无需个别问价。现今法例规定所有密封商品，必需在包装上写明内含物料成分及使用说明，如有可能产生危险，必须印有警告。

标签除印刷在包装物料上，也可以印刷在其它物料上，举例若购买一件成衣，除外包装上贴上条型编码（Bar code），将来可能改为射频识别标签RFID，打开包装便会发现印刷精美的品牌标签（Brand tag），以线悬吊在钮扣或插在袋口，另外又有一片衣物颜色呎码（size tag）、产品编号的码牌及价钱牌（price tag），在衣物上有缝制在衣领和袋口的品牌及大细码织物标签，在衣物内夹缝也有另外一至二张织物标签说明织物成份及洗涤说明，一件单衣便需五至六张不同质量的标签，所以香港自1960年代工业起飞之后，制衣业蓬勃发展，带动了不同种类的纸类、胶贴纸类（不干胶贴）及纺织标签（织唛）类公司的业务。那时很多纺织及制衣厂集中在九龙西（深水?、长沙湾一带）至新界西（葵涌、大窝口及荃湾一带），附近的标签、不干胶印刷厂及织唛厂林立，也可以说是成行成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