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鸿建先生：

经印艺学会编辑部转达，虽只短短两次，但已充分感受到余先生对国家经济发展的关心，对我国印刷事业进步的关注，令人敬佩。

继今年第一期《印刷杂志》刊登余先生的来信，提醒印刷同行在拓展海外印刷业务的过程中要注意提防商业欺诈，本期余先生的来信又论及国家制定税收政策应该有助于工商各业的发展，这是十分确切的。充足的税源是国家发展的基础，合理的税收政策是调节国家和公民关系的关键。事实上，在2007年新年前后，内地也在热议税收问题，民众关心的问题大致有以下几项：

一、 是关注定于今年3月召开的第十届五次人大将要讨论的统一不同所有制企业的所得税率问题，说是政府有意将此统一定为25%。这对国有内资企业来说是一大福音，国企有幸把原本33%的所得税率降至25%，可以增加留利，推动企业的技术改造。同时，也真正与三资企业处于同一竞争起跑线，公平地展开相互间的竞争。在改革开放之初，政府为吸引外资，对三资企业实行优惠的所得税率及其它相关优惠政策，国人十分理解。三十年来，这一政策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也导致企业间竞争的不公平，时至今日，是到了统一相关政策的时候了。

二、 是关注印刷企业适用增值税率的问题。书刊印刷企业觊觎执行出版社现行的13%增值税率由来已久，时至2005年11月，国家财政部和税务总局终于联合下发了《关于增值税若干政策的通知》，其中第十二条规定：「印刷企业接受出版单位委托，自行购买纸张，印刷有统一刊号（CN）以及采用国际标准书号编序的图书、报纸和杂志，按货物销售征收增值税」。这对工价愈益走低的书刊印刷企业来说无疑是一件好消息 ，如落实到位，书刊印刷企业承接上述业务的增值税即可从17%降至13%。当然，从实际执行情况看，政策要真正落实到基层，还有相当一段路要走，出版社与印刷企业之间围绕既得利益的争执不可避免，税务机关在实际操作中的手续也有待具体化。

三、是关注从今年起个人年收入超过12万元人民币对象的税务申报问题。由于此项政策属刚起步，许多规定有令人不明了之处，迄今为止，观望者多，能落实到何样地步尚不得而知。

围绕政府出台的这些税收政策，确实令人思索良多。为什么有些政策的落实如此费劲？为什么一项新政出台人们总是议论多多，难成共识？看来维系政策的公正性、合理性、严肃性十分重要。

先看维系政策公正性的问题。从封建社会走过来的中国人本来就有较强的均贫富思想，他们往往不怕大家穷，就怕有人富出头。尽管这种思想并不对，但这种思想一定程度上支配着他们的日常心态，明明是改革开放把中国带上了一条发家致富之路，可老百姓依然是一边低头吃肉，一边抬头骂娘，说到底还是对这段时间以来逐渐拉大的收入差距有意见。政府制定税收政策的目的，就是通过两次分配，调节因种种原因导致的社会不平等，但在这方面确实做得还不够。比如，电力、电信部门的高收入与他们的相对垄断有关，制造业的低收入与这些行业的充分竞争有关。政府应该加强对这些部门的监管与调控，制止进一步人为拉大差距，造成社会的不稳定。

我完全同意余先生在信中提及的“藏富于民”的说法，在国家日益强盛的情况下，应该走“轻徭薄赋”之路，让老百姓过上相对富裕的生活，也是政府爱民的表现。但事实上，国有印刷企业的税负迄今为止仍显沉重，且不说国企至今还背着外企与民企所没有的一些包袱（尽管经过多年的努力已经由社会统筹解决了相当一部分），以我所在的企业为例：2005年企业留利仅为全部利税的30.2%，国家所得两倍于企业所得。统计显示，2006年国家财政收入达到3.76万亿人民币，是2002年 1.9万亿的一倍有余，如何用好这些钱？真正体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是政府必须要关注的课题。在大量原本由政府投资的公用事业项目转为经营性公司市场化运作以后，政府举债是否有可能减少？政府机关的办公条件是否可以不去追求豪华？获得高薪的公务员能否更多地贴近老百姓？看病贵、买房贵、读书贵的问题能否一定程度地得到缓解？总之，老百姓关心着这些问题，以执政为民为已任的政府也应该积极地采取措施去解决这些问题。在政府口袋鼓起来的同时，真正的让老百姓的口袋也鼓起来，走上更多地依靠内需拉动国内消费之路，避免过分依仗出口、受制于人的情况发生。

再说维系政策合理性的问题。社会上流传着这样的话：卖烟赚钱、卖油来钱、商贸省钱、银行有钱。话中一定程度反映出的就是分配的合理性问题。2006年10月10日《新闻晨报》有这样一篇报导，上海市总工会副主席吴申耀在市政协会议上指出，总工会经过调研发现：“占全市从业人员比重高达68.3%的制造业、建筑业、住宿业 ？和餐饮业、批发和零售业、租赁和商业服务业、居民服务和其它服务业，六大行业职工的工资收入水准一直低于全市平均水准。”换一句话说，上海市政府公布的社会平均工资线，让三分之二低收入的对象长期仰视三分之一高收入的对象，产生心理不平衡。试想，处于社会最低层、肩负着直接为财富增值而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制造业工人心态不稳，又如何去保证全社会的稳定？

改革，说到底是利益集团间的得益调整，总是几家欢喜几家愁，但政府应该做到让大部分人欢喜少一点人愁，这就是强调政策的合理性。现在，总有些事让人百思不得其解，明摆着不合理，但成为潜规则的事在生活中畅行无阻。比如，医院、学校大多依靠政府投资，但医院用政府投资采购的医疗设备诊治病人，收取了费用还不用交税，可以全额用于发放给医院职工；学校用纳税人的钱造起的体育运动场所，租借给周边居民使用，挣来的钱用于改善教师的生活。这样做是否合乎情理？为什么纳税人的贡献最后成了部分人的获益？这些事实上的不合理极大地搞坏了人的心态，也应该实事求是地加以纠正。可以说，胡锦涛总书记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真正是抓到了老百姓的所思所想。

三、是维系政策的严肃性问题。余先生信中说到，国家数部委于去年十月颁布的“关于调整部分商品出口退税和增补加工贸易限制类商品目录的通知”，因遇到相关企业的强力反弹，最终不得不宣布暂缓执行一事，给我的感觉是，政府的行为欠严肃，也有损形象。2005年末，发生在内地的，海关对引进商业轮转印刷机实行专项检查一事同样如此，由于缺少部委间事先的联络，贸然启动，在行业内造成极大波动，经过数番协调才偃旗息鼓，事后也没有一个规范的说法，让众人一头雾水。政策的制定是一件十分慎重的事情，必须做到令行禁止，出尔反尔既反映了政策制定部门工作上的不慎重，而且常此以往也削弱了政府机关的权威性。余先生在文中说到香港财政司长唐英年先生决定收回有关开征“商品销售及服务税”的咨询文本一事，虽说收回文本是尊重民意的表现，但为何事先不考虑得更周全些才出台呢？在内地同样如此，本着依法治国的指导思想，这些年，国家的法规制定了不少，但又有多少真正落到了实处？就拿市场经济最强调的诚信经营来说，欺诈者混迹于市场的情况依旧，工商行政机关重注册登记，打击欺诈不力。与此相关联的，法院执行难的问题，多少年之后也还是依然故我，令人失望。

《印刷杂志》组织围绕税务政策进行两岸三地间的交流，目的是为了扬长避短，是为了避免工作中的失误，绝无对政府工作横挑鼻子竖挑眼的意思。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促使国力强盛，在充分肯定三十年成果的同时，也应该认真总结工作中经验教训，反思能帮助人进一步完善政策，也能帮人纠正工作中的失误与不足。絮絮叨叨地谈了很久，归根到底是希望政府的税收政策围绕建设和谐社会的前提来制定，要让大部分老百姓感到满意，在制定前要慎重地进行调查研究，在公布后要切实保证贯彻落实，只有“人和”才能保证“政通”。

农历春节是中国人最看重的节日，借此恭贺各位同仁身体健康，工作愉快。

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总经理

潘晓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