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北大方正集团今有员工三万多名，在电子信息及衍生领域的年营业额多达五百多亿人民币，占中国校办企业总营业额的一半。北京大学计算器研究所的科技，如同在一片砂滩上兴建起「汉字传播」，既坚实又瑰丽的现代信息科技城堡。中国今有99%使用方正系统的软件出版报纸，全世界华文报纸有80%也使用方正系统，方正在CTP、中文DTP出版系统以及未来的喷墨科技方面逐步研究发展，由电子排版系统所衍生出巨大形形色色的企业，如房地产、各种讯息产业、金融证券业等多到很难枚举的地步，而这一切都是源自于王选和陈銶教授夫妇，能坚持百忍、不计个人辛劳毁誉，一鼓作气不休不眠的努力成果。早期在硬件的故障灾难、软件的许多一而再更改及错误避免中，一点一滴去聚砂砾成砖石，再用砖石去盖好这座科技的殿堂，方正大厦蘶蘶耸立在北京大学东边的成府路上。

1975年王选教授在接下748工程的「全电子式汉字精密照排系统」任务时，也没想到夫妇俩正仿效阿拉丁神灯所储存的巨大能量，但相反的王选教授团队所面临的却是接踵而来的难题，如何将每一种字体的汉字转为数以万计的数字化字型，并压缩在极小的储存空间，一次至少五种字型库，可供1982、83年在Inter 286的计算机上运行的难题，这个压缩技术的难度有如「要一只骆驼穿过针眼」可比拟，但北京大学王选所长所带领的团队办到了！而且真真实实可以运转应用，这个技术却是从中国第一部真空管式计算器（计算机） 1958年「北大一号机」，这个以数千个真空管回路系统设计而成的极原始计算机（MainFrame）的仪器，带来的灾难虽远比它的功能要大得很多，而在没有任何条件下，北大一号再怎么不好也是唯一的研究选择。

二、王选的出生、求学

王选院士祖籍江苏省无锡，父亲王守其毕业于上海南洋大学，在一家大型的工程贸易公司担任会计工作，母亲也是饱读诗书的书香门第。陈銶教授看到王家七口人的全家福照片时，指着年龄最小的王选说「王老五」，因为上面有两位姊姊和两位哥哥排行老五，而更劲爆的是王母原本不想要这个「老五」，却因前去南京照顾生病的姊姊，回来时肚子里的胎儿太大了！在无法堕胎之下，才生下这位扬名海内外的科学院院士。

王选自幼稚班到高中在南洋模范学校整整读了13年名校，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很有远见的选择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当时根本没有计算器（计算机）这门学科，后来计算器数学科目出现，有不少同学选择纯数学或力学的学门去发展。1957年中国周恩来总理制定「计算器是未来发展重点学科」，所以王选特别选择这一个充满挑战未来又有无限发展的学科专业，这是他人生中最重大的抉择，是将自己的工作和国家的前途连结在一起，创造出更大的价值。另一方面王选他正直、诚恳、坚忍的毅力，是他能有这么高的成就动力。

在很多冠冕堂皇的学术研究和努力贡献的北大四年数学力学岁月里，王选教授遇上了生命中的贵人，也是携手走向人生既苦难又绚烂舞台的爱人陈銶教授。这位在杭州求学又到北京大学读相同数学力学转计算器数学的学姊，也是学校先当上助教的「小先生」，每天和大家工作在一起、玩在一起，在回忆起这一段往事时，这位在中国计算科学拼博50多年的科学家，用女性温柔娓娓道来，在王选院士他的「好人」的定义，并不是待别人比自己好才算「好人」，而是「待别人和待自己一样好」的人都算好人，当时在北大同侪师生之间，陈銶教授眼中算得上好人的有好几位，而陈銶小老师看到王选同学的天资聪慧、正直又肯努力不懈，而且在「北大一号机」的计算机设计改良工作，每天不分昼夜废寝忘食的全力研究精神十分感动，且在王选的逻辑调适下，大大增进了计算器的演算功能。

如果以今天的计算机来看，当时占有大半房的「北大一号机」，以及后来使用五、六千个真空管组装完成的「红旗一号机」计算机，只有一点点小小的计算功能，但体积要占好几个房间大小、又笨重无比，而王选就是从计算机的最基础，只有几则「零和壹」的演算设备一路发展出来，北京大学四年的数学力学到计算器专业，让王选扎下了计算器很深的痴迷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废寝忘食的科研到差点送命

1958年毕业之后，王选仍留在北京大学计算器研究，尤其在计算机研究最权威的张世龙教授出事后，留下来的中型红旗计算机之逻辑软件和整部计算器的调试工作，全部落在最有热忱的王选身上。根据陈銶回忆，当时由北京市海淀区将红旗机搬移至3、40公里外的大兴县，这部全以手工组装、焊接不牢靠的红旗一号计算机，早已被折腾到完全不能运作，光花费在检查松脱的接头、焊接不能确实作用的瑕疵工作上，一天花掉14小时在红旗机的操作检查上算是正常，有时工作一紧张不休不眠的工作40个小时。陈教授说，这部红旗机每秒可计算一万次，其它单位只有每秒数十次的计算能力，王选燃烧生命的热力，透支所有精力换取红旗一号计算器的成功运转。今天我们所使用的计算机都有窗口、鼠标及OS操作系统在运算，有一定的计算机程序语言及专业软件可运用，但是最早的计算机只有快速做「0和1」演算，如何去驾驭产生能演算、文字及逻辑辨识、处理能力，这些前无先人开路的斩荆辟路，对王选及同僚可说是吃尽苦头。

在天灾人祸不断、营养不良又工作及脑力使用过度的情况下，王选得到一场连医师也束手无策的怪病，低烧不退、呼吸都成问题的胸闷病情，根本无法再工作了！1961年回到上海出生地，在父母身边养病，虽然群医都束手无策的免疫力低下和体力耗弱的双重严重疾病，却在王选教授他个人的意志力及不断进修充实学识的求知欲下慢慢的好转。这几年王选教授生命的低潮，却又重生步向高峰，筑好基石蓄势再发。

四、为中文计算机排版大跃进铺路

王选院士夫妇的科研成果，绝对比英语拼音字的排版系统更伟大，但他们的科研环境却是西方科技人员所不敢想象的恶劣和困难。

在上海养病期间，也是定下心专门从事计算机硬件、软件、计算机程序语言、英文的研究和深造机会，这些学习的背后有陈銶女士协助，不时将手边最新的计算机科技发展数据寄到上海，而当时刚打完韩战，在中共心目中美国是恶毒的「美帝国主义」，所以像ACM美国计算机学会期刊，是很专业的杂志才被允许入境的，为了学习外界更多的计算机新知，王选早就有收听海外英语短波收音机的学习习惯，虽有报备但在日后的反动检讨中，被大做文章认为有反动的思想。1990年代王选教授的演讲中，英语的流畅程度比国外留学回来的学者好。其阅读后完成的全英文笔记本也一丝不苟非常的工整，虽在家养病休息却不曾荒废一点时间，利用一点点的空暇时间去看京戏演出，这位杰出的科学奇才，能在脑海中清楚明辨，据陈銶夫人的见解，王选对京剧的剧评已比最顶尖的剧评人更具专业级水平的判断力，相信此言不虚，因为这次在北京盘恒之时，陈老师请我们上老舍茶馆看表演，我们这些看热闹的都觉得演穆桂英的武旦表演水平蛮高的，但陈老师只有三、四句话就点出她有疏练习、嗓音不是那么好，年岁约莫在40开外动作和眼神没有搭配好等，真的深入门道，相信以王选先生很高深莫测的侦测频率，一定可以讲出更深奥的门道，艺术虽是感性之物但到极致的科学，也是要讲求和谐和完美才能做出好的成绩，尤其中文字型也是一门很深奥的象形文字美的呈现。

1990年代在王选院士完成中文计算机排版系统之后，曾一度为追求图文整合能力高的苹果麦金塔系统，或微软的DOS及后来的窗口系统呢？在这个十字路当口上，如果不具备国际观、洞悉世界未来发展前景的能力，是很难从当时中国内部的中文信息中知道，也因为他的国际性宏观，立下先走开放式微软系统、不排斥麦金塔，将麦金塔为辅的排版系统发展，架设在两者的轻重缓急策略十分成功。

1965年王选又回到北京大学计算器系所，对未来更有效率的DJS 21机之ALGOL 60编译系统做硬件、软件的研究，其中包括陈銶女士、许卓群等北大同侪。在当时做计算机研究发展工作可说十分的辛苦，因为硬件仍很不安定，计算机本身的编码有时也会出错，而且使用极不安定的保加利亚硬盘，这一切因素夹杂起来不出事才是怪事，就如同一队人马不仅要赶路，且要在既有的路上搬开绊脚的石头和修好崩塌的路面，甚至要自己开辟新路才能走得动。1967年也完成几十部用途较大的商用化计算机交由一些用户使用，这也是北京大学的计算器迈入实用化的第一步，并被列入计算器发展工程的大事记之中。正当王选和他的同事感到计算器计算机科技，已走入另一个重要阶段，从实验室步向工程界、产业界使用，是寒冷冬天过了快要春暖花开的时候到了！并且可以和国外先进计算机科技并驾齐驱时，中国近代一场浩劫「文化大革命」也开始掀起漫天浪涛，王选的父母是资产阶级被贴上「黑五类」标签之后，王选被斗得病倒了！而在早一届进入北大的陈銶女士眼中，这么一位禀赋优异又勤于工作的创意意念很强的计算器天才，不能这样子被打倒下来，这份「爱怜」之心在事隔45年之后，陈銶老师对当年「以身相许」的决定，眼神中仍充满坚定和幸福神情，虽然没有什么隆重的仪式，也没有温馨的洞房，但自1954年大学起相处已13年，而且在上海养病期间，陈女士也和王选鱼雁往返，在专业领域里两人更有说不尽的话题，而正直和敢于和不义之事表达抗议的举动，在中国长期高压政治环境下对王选是不利的，很多时候王选因此被批、被斗，像1989年的六四天安门事件，热血填膺的王教授也跟人家抗议、上街游行，在陈銶老师心中又充满很多忧虑和牵挂，幸好六四之后王选教授的学术及研发成就，以及改革开放的氛围使得王选仍然可以在社会及政治地位上一直往上升，但文革期间的折磨、改造、批判、重新学习的非人境遇，真的生不如死，幸好在陈銶老师相濡以沫、理解呵护下，王选从身心俱疲中又重新燃起对人生和科技的希望。

五、748工程之窗带来明亮的前程

1968年到1975年之前，基本上王选是被打入「另册」的病号、闲人、小助教，虽没有资格参加学校的科研活动，但不能阻止他的动脑。

1972年北大研制DJS 150型计算机，当时的磁带储存体发生错误，原本使用的错误纠正程序已无法发挥作用，而在赋闲的王选设计出一种两位码纠正错误程序，交由同事上线做纠错测试，一下子便解决了难题！证明王选虽没有上线却仍深入问题，从核心解决问题！而激起他更大的科研斗魂。1972~74年在家养病期间，王选也深深体会到计算机信息时代，计算机硬件的升级固然很重要，但计算机操作的系统软件及合适的作业软件，扮演着计算机发挥效能的更重要因素，因此王选教授特别在当时唯一的计算器动态杂志上发表「介绍一种适合软件的新型计算器」，他这种克服身体病弱的折磨，仍孜孜不倦在思考、前进学习，就如王教授很喜欢的「机遇总是偏爱有准备的头脑」格言，这也是「机会总是将临有准备的人」一样。真的，王选和陈銶教授将接下人生最艰巨的挑战–748「汉字讯息处理系统工程」。

1975年初，陈銶教授在北京大学的一次调查研究会上，得知由中国国务院周恩来总理所批准的748工程，有关「汉字讯息处理系统工程」时觉得十分雀跃，夫妇俩是从数学力学入门，很多同事都走向数学或力学的领域去发展，王选因有明确的目标及应用领域，而当时中国的计算器（计算机）科技，仍然是面对不够良好的硬件、软件去奋斗，不仅是软件经常出错，连硬件、内存也经常错误百出，但两位在中国计算机界将近20年的先行者，早已将这些不应当是未来计算机出错的问题学得滚瓜烂熟，可以很快找出问题并加以解决。在748工程三个子项工程中，「汉字精密照排系统」最吸引王选的注意，因为王选分析中国从西方的美国引进铅字的铸字、排版及铅字印刷于上海快100年时间，技术虽然十分成熟，但铅有污染及毒性，须用火加热熔铅铸字，最大的难题是有大小型号及不同字体的字，每种字型近万字加上每捡一个铅字，铅字架上就少一个铅字，需要加以补充，有时一本书中有数十个、数百个地方使用同一个字，所以字架上十几、二十几个字不够用时，又要加铸补充缺字，有时检字房内数十个铅字架，数十吨重的大字、小字，偏偏在专业书内又缺字一大堆，从找到字模铸铅字到排版是一大工夫，校定改错字则是搬来搬去的工作，捆好字版的外围后才能做打样，一页又一页搬来又搬去的检字、排字、校对，等全部完了再上机印刷，印刷时字也要去垫低的字，挖压力筒的表层纸消减压力，这种很费工、费事的铅字排版印刷，在三十多年前仍然是理所当然之事，所以如何降低铅字检排房的劳动、如何减少人力使用、如何减少铅毒污染，或是不用人工去选玻璃板上要感光的字模，去做一个字一个字的光学式曝光，而全部用信息化字库储存、计算机信息化整页编辑输出，这是一个很神奇的全新理想，将引起汉字圈印报业、出版印刷业到宣传印刷的巨大流程改变。在这个计划提出时，王选团队估计只要100人使用这套计算机排版系统，将可抵得上两千名人工排版能力，而且工作场所变小、劳动程度大幅降低，并可免除铅字在手上的铅中毒危险性。

王选教授所凭借的是在中国计算器发展中，北大计算器研究所每秒达一万次的演算能力，在其它单位所研发的计算器能力仍不足一百次，这种技术上的突破和领先。另外是王选在硬件和软件搭配及解决困难的能力，二十年来一直有突破性的进展，相信足以克服汉字讯息化照排的难关。而这个工程涉及第四机械工业部、第一机械工业部、中国科学院、新华通讯社、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等多个单位核准。王选教授为了研发，拖着病后的孱弱身体挤公交车到中国科技情报所，为了省钱不敢影印用手抄写资料，为了节省公交车的5分钱，也提前下车走一段路来节省经费，一本又一本的笔记及系统的构成都逐步形成。

王选和陈銶教授所面对的是一座无数难题的大山横亘在眼前阻挡，每种字体有数以千字计近万字的汉字字型，十种字型近有十万字，在当时计算机的演算能力很低、记忆容量十分有限情况下，照相排字可分五个阶层，第一种是平台光学字盘的手动感光植字方式，用手移动字盘找寻，到对的玻璃底片上定位感光输入，效果不错但印字十分慢。第二种是以玻璃转盘储存汉字字型做高速旋转，在正确字通过时，以高速感光的闪光灯曝光，是利用打孔纸带、计算机化从Analogy仿真字模上去选字输入。缺点是每种字体只有一个转盘，字数十分有限不到三千字，而且只能排内文字而不能排标题字。第三种是利用CRT阴极射线管成像做英文字曝光，而汉字笔划多并不太合用，基本上汉字字型储存仍要做信息化储存。第四种是利用雷射形成的点阵文件输出内文字方式，这是1970年代末期，英国Monotype正研发的科技。但王选教授在硬件计算机速度慢、储存容量少，想一举做更高的第五种整页图文输出雷射照排的汉字页面输出，其困难不只加倍更是数千倍，这种为科学研究、为解决汉字出版信息化的工程，最重要的是庞然大物的汉字字库，在字型储存时不可回避的压缩储存，另一方面是使用时的正确精细性解压缩技术。西方世界在1946年发明手动式照相打字机，到1986年才有第五代的雷射精细点阵欧文输出机。也许现代的出版、印刷及设计相关人员，不知道1980年代的照相排版进程如何？仍有不少人使用手动式照相排版方式排版，可以使用镜头做大字、中字、小字等十多种、二十多种字体大小变化。而某些排版则用色带电动打字。使用计算机做页面编辑的汉字排版，有些使用雷射普通纸成像，以600dpi解析在斜线、弧线字边会有锯齿状产生的低阶计算机排字。高阶计算机照相排版则掌握在日本森泽及写研两家公司手中，他们由第一代手动照相排版，一路发展到第二阶高速旋转字盘光学感光方式，第三代CRT成像则未久用，马上改成第四代的点阵档相纸内文输出及少数小标题一起输出科技，但一套系统至少要一百万美元，一套字型要十万美元上下，而输入的主机和周边的输入机、编辑机，每部由一万美元到三万美元不等，里面也只有很简单的Intel 286做为主要的演算CPU，比市面286的PC贵10倍，加上怕被外人盗拷每部雷射相纸输出机都有锁码，且输出机与输出机之间都不能相通，当时台湾及中国的买主也只能接受。后来改用个人计算机DTP排版，其价格一落千丈只有原来的十分之一左右。然而日本第四代计算机排版的效率差、价格高，原因是采用点阵字型储存及输出方式，每个汉字以100×100的点阵，也就是在上下左右各100格的方格内，一格一格填满的最原始方法显示汉字的书体，所以一万字的记忆点达到一亿个点阵，一点也没有办法节省的记忆空间。王选教授团队若将计算机的内存容量全部拨给字型记忆，便做不了其它事，况且当时的计算机也做不了这么庞大的数据演算，而在中国也有五个单位采用第二、第三代的Analogy仿真数据方式做研发。解决汉字储存的最大难题，就如前面所说要把骆驼穿过针眼孔一样的困难，王选教授的思考是用迂回方式，另辟蹊径绕过不可能的方式，简单的说是如何去除食物中的水份，食用时再把去除水份的压缩干燥食物再加水，马上变回原来的生鲜模样，比冷冻方式不耗空间又可持久。

笔者将王选教授的汉字讯息压缩技术誉为天方夜谭里的阿拉丁神灯，在小小的空间内收纳着可完成主人心愿的巨魔，只要轻轻一擦灯身招唤灯魔现身，便能做一些想做的如意工作，不用时巨大能力的灯魔又可收入神灯里。王选教授使用「轮廓描述加参数」的汉字笔划外型描述方式，不用老实拙笨的描述每个字的虚实点，只要在每个字型的拐弯抹角处设下描述参数点，最早是以直线做每一个参数点的连结，后来用矢量参数做弧的描述，在非直线的地方具有更合理的曲线及减少很多描述点的使用，使字型在任何放大倍率或变形下都可运用自如，一举之下不仅把中国国内的竞争者远远抛在脑后，就连一向自认是字体排版科技应用领先的日本科技大厂也无力招架。根据方正的计算方式，字型的记忆容量只剩500到1000分之一而已，同时很完整不失真、可以重复使用，具有最佳的字型再现性，这种高度压缩、快速存取及精确字型的再现功夫，到1976年5月负责748工程的第四机械部，工业管理局郭局长委托张松芝下达指令，以「山、五、瓜、冰、边、效、凌、纵、缩、露」十个字必须储存压缩入字库，然后再用计算机再现出来，后来又加一个「湘」字，一个字比一个字的笔划多和复杂，要以外框字将字形压缩储存进计算机内存，再输出点阵字型的实验。这个测试在王选院士陈列室，当陈銶教授看到墙上一个「匍」的外框字模，彷佛又回到36年前，40岁光景的软件总负责人的样子，两只手趴上前去指引说明，这是来自湖南铸字厂所设计出来的字型，放大在100×100方格上的描边字，在转角或弧度上约莫有7、80个「节点」，这些节点的位置必须使用计算机能接受的语言，打入成为一组程序才能存一个字，当时陈老师每天须很用心和耐心的面对这些字的外框节点输入，而且每一个笔型必须有独立的封口动作，否则将来成不了字，就必须在数以千计的字模程序代码中，找出这一点又一点的瑕疵加以修补。陈老师的一头灰白头发，正是「北大白发教授话当年」，这座塔就像是用一粒又一粒的砂去聚集而成的工艺。边上有打孔的程序记忆纸带，现代人已不知有什么作用，但陈老师在上面做了不知几万个补钉孔及新打孔，去修正指令上的错误及更改的地方。王选与陈銶教授及同事们终于在一个月的奋战中，使用计算机的外框字型储存记忆法，输出这11个指定的汉字，表示这个思考方向不只正确，且讯息化的输入及输出方法是可行，受到第四机械部计算器工业管理局局长的肯定，签署世界最先进的「汉字精密照排系统」研制任务，正式下达给北京大学由王选教授担任负责人，负责总体的系统及硬件设计，陈銶教授担任软件系统的总设计者，两人在漫长的计算器学习、实作生涯20多年，经历工作上、环境上的无数挫折，到这里总算开出朵朵的花来。也一举洗刷一直被他人嘲笑做梦，一个天方夜谭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梦想等之嘲讽，但王选夫妇一步一脚印的扎扎实实科研工夫，勇者无惧往前行。

六、由实验机到华光高端激光照排机

748工程「全电子式汉字精密照排系统」，由1975年开始到输出指定的11个汉字之后受到肯定，但有科技、有方法到真正能上线作业的系统，仍是一条漫漫的长路。首先是由文件建立起来的系统架构，虽是王选教授的拿手工作，但也费了相当时间才把这个系统写在书面上。而王选团队却遇上十分不利的时间点，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虽有第四机械工业部的交付任务，也无法享有太多的优势，包括日本几家计算机排版系统、英国Monotype公司，都想借着展览的机会在中国销售电子排版系统，日本第二代及第三代系统比较成熟，而英国的系统虽然先进，但必须把欧文的排版系统改装成汉字中文排版系统，在系统上虽是使用较新CRT系统，但汉字排版的版面规矩和西方有很多不同，所以也在试验阶段，对于完全没有实体排版设备、排版系统和字型，只是具有一点输入及输出能力的北京大学计算器研究所王选团队，有如风中之烛极可能一点火苗在外界强风中一吹即灭，但王选教授无比坚定的信心始终不肯放弃，他对美国Cray巨型计算机创办人Symor Cary西蒙克雷在未出名前，别人总会说「Can’t do」这样不成，而他总会回答「Do it yourself」我就是动手做。

王选教授的汉字外框讯息压缩技术，看来是克服了骆驼穿过针眼孔的困难，接着这群骆驼又该如何完成载运货品，穿越丝路上的险恶沙漠之旅呢？因为当时中国所产的计算机不仅简陋、低效率，且组件的质量也很差，在今天看来有如蒙着眼走钢索一样的困难，但王选和陈銶团队从北大一号机、红旗机等，一路走来就一路在钢索上行走，用心的逐一抓出硬件、软件上称为「bug」的缺陷，并一一克服问题变成一部「驯化好用的计算机」。今天有的计算机都有屏幕显示器，可显示每一个输入或输出的汉字做字型检视，但当时王选团队并没有这么好命，只能用宽幅列表机列出一个字的所有节点，然后在100×100的方眼格纸上，将列表上的每一个点的坐标点划在方眼格纸面上，标示完成后才能做字型外框检查，这往往会有「出入」的位移或错误，使字的外框连结起来变型，每一个字有上百个外框节点，须复原到方眼格纸上做印证再做检查修订，这种工夫只有王选团队有这份细心和耐心，在没有资源和可使用显现的时代，在今天的眼中是干尽苦差事只得到一点点的效果。

748工程要转换成商用化，至少有十多种汉字字体，每一种字体至少七、八千个简体字，繁体字更多达一万四千字左右，而工作就是这样一个一个如蜗牛慢慢往上爬，若停下脚步也许还会滑下来。陈銶老师在纪念馆内，看到当年努力奋斗过的方眼格上的匍字，以及输入字型后再列出的节点方格表，上面全是密密麻麻的「0和1」，这并不是阿拉伯数字而是王教授和他的团队要一眼看出的0和1组合，做为100×100方眼格方位的定位指标来划上节点，最后将全部节点连结好，再检视字的字体形状是否正确、美观。若要更改时则用个极简陋的木制打孔器去重新打孔增加信息，若有须减去的信息，陈老师说就使用自动打孔机打下的小纸孔屑，利用小小的圆纸屑把不要的洞孔填补消去，这看来像似小孩子在扮家家酒的工具和工作，背后却蕴育着汉字讯息化巨大工程的胎动。今天如果拿一张软式磁盘片给人准会被人笑得半死，如今怎有这种古董计算机可以读这样的信息呢？但王选团队只能用更低阶的DJS 130计算机，不只没有任何屏幕显示器，也没有软式磁盘机，所以不能用键盘边打字、边看打入的字是否正确？而须使用纸带打孔机去打纸带孔，做为程序及输入字型的记忆载体，因此陈銶老师在介绍时相当激动，两只手形成八字状的向方眼纸上匍字外周，就是想说明当年奋战不懈的场景。如果没有经历那个年代的年青人，实在无法想象昔日的科研，要什么没什么全要踏踏实实的点滴去努力、去累积，才有微小的一点点步进，这种情况一如在平地爬上四、五百公尺小山的人，无法感受到喜玛拉雅山去攻圣母峰顶，只要走一步就十分艰难的对比是一样的，尤其是在设备十分落后、贫乏而不可靠的年代里。在陈銶老师的日记里，1981年中不只计算机主机常常出错，那个庞大尺寸只有5M的保加利亚磁盘驱动器也老是出问题，但它却是研发团队能依赖的最大主存储器，在这硬件加上软件老是层出不穷的故障里，要找出可以使用的窄缝。到9月份陈老师的肠道已在出血，10月初把工作告一段落，真正整套的汉字已经储存下来在硬盘里，而且能自由输出时，陈老师自己的身体也出差错，检查出是直肠癌，幸好没有感染到其它部位的转移，陈老师在手术后马上又回到工作岗位上。

如果海峡两岸的汉字讯息化工作相比，早在1970年代，台湾联合报已深入研究中文计算机排版研发，但一直跟在日式系统的点阵字加上西方的排版软件，无法像北大研究团队的理念跳过四个阶段，进入第五阶段的字型外框压缩技术及整页输出的终极模式，北大在土法炼钢下有很大的成就，但当年联合报是兵精粮足，鲜衣怒马的大军研发，最后可以上线却没有延续下去的动力，我们不是以王选团队的成功来贬抑联合报的研发成效，而且北大王选团队有非常高的目标高悬在极度困难之下，仍持续努力不懈、克服种种的困难，终于达到世界华文出版界认同的最终目标，这个成功不仅是科技底蕴十分深厚的体现，更是坚毅努力的动力下所完成的，最重要是王选教授他深邃的智慧，能洞悉未来、看透每一个转折点的时和机，把握住实时及掌握住机会点去发挥，最重要的是王选教授一生信奉的格言「机会是给有准备的脑袋」。

1979年王选团队输出「汉字讯息处理」的报纸打印页面，代表王选的外框式汉字储存输出，以及整页的版面整合输出软件是可行的。同年8月11日在大家对北大计算器团队的数字排版系统仍存疑的情况下，光明日报就利用王选所研发出来的照相排版系统做纸类页面的编辑输出，在第一版头版的版头上以「汉字讯息处理技术的研究和应用获重大突破」的标题报导，引起中外印刷出版界的大轰动，王选教授将这份可以步入市场的报页压在自己的办公桌玻璃下方，时时告诫着自己，能够获得市场的接受和信赖才是整个研究成功的绩效表现，否则只是放在学术象牙塔里的陪衬品而已。

这一种市场机制化的科研理念，在中国数十年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一切都是吃大锅饭下生活、成长的人，相信绝大多数已失去市场经济重要性的感觉，尤其是长年从事于高科技研究的「士大夫」为然，但王选教授他却有独到必须商用化「市场经济」的眼光，相信和他早年生活在上海的浓厚商业气息，加上父亲也是任职于贸易公司和商业交易有关，而王选本人也是一位对外界探索十分具有兴趣的人，他常用收音机听取外面世界的广播讯息，同时王选也是一位很崇尚民主自由的人，几次北京大游行示威活动都去参加，陈銶老师说「六四事件，王选也去参加好几天的上街活动，幸好后来没有追究下来，否则又要像以前听海外英语广播，虽事先向书记报备了，却被批判和检查反省的学习班在训练」。在纪念馆看了一些王选夫妇两人不只相识极早，又有相同的科研工作和嗜好，但王选教授一头栽进去的工作或研究，甚至看不下去的事，往往奋不顾身的做下去。陈銶老师比王选早一年进北大，也成为他们一群学生的助教「小先生」，看到墙上一张王选穿短裤拖鞋与陈銶穿黑裤花布衫，合影于1967年北大未名湖畔的照片，两人脸上都有着坚定愉悦的纯纯感情，在当时不乏有人追求才女陈銶老师，而陈老师却挑一位正直、埋头苦干又有远见的「好人」嫁了！40多年过去了！提到这件婚事，其实在陈老师脸上似乎没有很大的表情变化，但眼神中却流露出做对事的喜悦，在王选的标准，是对别人和对自己一样好的人就是「好人」，陈老师说班上有不少这样的好人，而陈老师看中的是王选的正直、才华和理想，更重要是为了王选的处境以身相许，因为怜才、惜才结了婚才能贴近照料，也有同学听到「小先生」要嫁给王选，就直接脱口而说出「她怎么要嫁一个半死不活的人呢？」如果以婚姻天平上王选的身体及拼命的缺点是显而易见的，但陈老师看到这块未琢玉石的更为珍贵里蕴，以及未来有伟大前途的优点。时间证明陈老师的决定不虚此生。

748工程到1980年9月排出第一本周恩来总理的「伍豪之剑」，叙述周总理早年清除党内叛徒的故事，全部以雷射成像输出摒除铅字排版印刷，获方毅副总理批示「这是可喜的成就，印刷从火与铅过渡到计算机与雷射的时代」，也获得邓小平同志的「应加支持」批示。

王选团队的科技已和最先进英国Monotype并驾齐驱，在重要时刻，时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的江泽民副主任对这个科技发展背书，写下四页支持自有的北大排版科技，摒除低档的汉字排版系统进口，以及英国只卖设备不卖技术，要六十万英磅的中文排版系统案子，拨二十万美金给北大王选团队进口计算机及必要配件硬件，发展自有先进激光照排技术，这一个支持行动为北大团队的一盏小火苗，添得偌大的油料动能，在新的计算机、输入汉字键盘、有软盘机、大量储存磁带机到雷射打印机使用。不必再像以前不只小锅小灶的研究，而且新的设备可靠性也大幅度提升很多，才能进入象样的研究之路。TC 83这套排版控制系统，带来王选团队有天壤之别的进程，王选教授更创造出世界中文整版雷射输出的排版先例，在六五规划中，北大「汉字雷射照排项目」被纳入全国印刷技术装备发展计划之中，得到各方面全力支持及合作。不过以TC 83的华光II原型机，从研究要步入实用在报社真正使用，一些实际作业的要求及习惯性，对于从信息、计算机研究的团队来说并没有任何经验，因此花了很多时间在新华社的每日新闻稿输出，及前进报的编辑完成版面工作上，而做原稿打印输出，在1985年终于有一定实用化成效。华光三号机以小字盘、桌上型计算机在1987年获得成功，不只效率更强、体积也更小。而王选团队的更大挑战是上报社的工作室，在分秒必争的日报生产在线排出雷射扫描输出的整页报页，事实上很多报纸已经知道有这样的先进系统，但没有想从上百年铅字排版印报系统或照相手工拼组的平印系统，改变成工程更先进、更短的屏幕直接排成页面，整页雷射底片输出系统。

1987年5月22日北京经济日报社夏天俊厂长，终于吃了锤铊铁了心，引进华光三号系统到厂里，尝试这套世界最先进的汉字直接排版输出底片系统，这个决定是把748工程最后一步拉上全国性的舞台，可说是不成功便成仁，这种系统的研究室运作，一如造好船后只在船坞、飞机造好后只在停机坪，没有出海试航、没有飞上天际的经验，在真正运作之下，并非不能用而是用起来仍存在一些错字，但在威权的社会里，这一点儿也不好玩，万一错到致命的地方可会出大乱子的，在里面「会」字就常变成「合」字，此外还有版面上的一些问题。笔者年青时，曾有排版工人把报纸大标题上的「使」字拣成「便」字，这个报社从排版房的工人到编辑、管理层都被定罪入狱，原因是这是有关老蒋总统的消息，本来应是「总统以午宴款待蓝钦大使」，蓝钦是美国驻台大使，而「使」一旦被排成「便」字，这何其难堪呀！因此成为一个文字狱，所以一些字的经常性差错，使夏天俊厂长坐立十分难安，要北大研究团队务必在20天内，清理及解决所有会出错的排字软件指令，这个工程之浩大，就像是穿着在身上的衣服一样需边动边改，况且要一次找出所有毛病改好全部的缺点，在历经一个月多一点的时日终于完成，找出全部缺点并修改好！

新一代华光四号机使用更快的微电脑，对王选团队从在极小演算能力国产DJS 130机，没有显示器做过来的人，虽然以今天计算机演算能力看来是微不足道的TC 86微机，也算是可以大为伸展手脚的工具。而在这个阶段王选教授以他深厚的数学底子，去研究向量（矢量）与张量的绘图技术，也使汉字字型的每一个转弯或弧度要用很多点，再用直线一点接一点的连结产生字型的方式，除了直线之外又加上向量与张量的参考方式形成弓状弧度到半圆，以张量做弧角度的变化调节及记忆，使原本要十多个节点才能构成一个半圆，现在只要在两个节点间搭一个弧，运用向量及张量即可表示出来，不仅使记忆容量变得很小，而且字型更漂亮，在很多化学、数学公式排版也方便很多、输出的字型更完美。王选教授的技术是来自一本「矢量与张量的分析」，他在封面写下Mathematics Book、Composed by the Chinese Laser Typesetting System（742dpi） X Eang PEKING UNIV.这样的英文字，中文字激光照排系统、使用数学压缩法的书本、王选北京大学。由于华光三号机已在商业运转，而以TC 86微电脑当主机的华光IV四号机，可以复原从向量到实际中文点阵输出每秒达710个字，如果以一个人每分检七、八字来说，等于6,000人一同在检字的效率，而且计算机排版一个字模从头用到尾，大小字体及变形字从不缺字，更重要的是计算机只用一点电力去运转，不用大量的火去铸字，用完字又不用回铅字架。到1989年12月系统通过相关部门的鉴定并大量的在中国使用。

1988年夏天，吉呈公司赵仁蓉总经理向笔者说「北大方正排版系统的汉字字形压缩技术非常具有特色，以外框字型方式储存压缩，可在使用时马上变成形制很美的汉字完整呈现输出」，当时笔者所知的英文字母字数少、笔划少，可以使用非外框压缩字型来储存，而在台湾、日本全部使用写研的点阵文件字型储存技术，每字以100×100的点阵大储存量，来破除点阵字边斜线、弧线的锯齿状，加上每一个字的输出慢，使用的演算能力要大，而且不方便变形字、反白及色字的运用，只能说有但不好用是十分低效率的昂贵科技，而且每一套字型完全锁码，不能在同一公司到同一型号机上相互使用。赵仁蓉总经理说「北大方正」这一套字形的压缩技术非常独特高效率，所以特别前往南京东路的高长印书局台北办公司去观看，果然在数Mb容量的小微电脑字型储存，可自由自在的做好几种不同的汉字书版排版工作，可说是第一次见到王选教授团队的研发成果有非常突出之处。

1989年元月份前去北京，受到中国印刷技术协会田明秘书长接待，也特别到访经济日报社，参访北大方正的报业排版系统的全页底片输出，可说是非常先进的科技，在很古老的机房运作着，但眼见为凭没有什么不妥的地方，唯一可说的是小字的字边稍有锯齿状，在800~1000dpi输出样子，这是很无奈的事，但至少图文、相片全部在一张底片上，对于报纸来说这样的解析力已十分足够。四年之后，笔者造访美国芝加哥世界文明的芝加哥论坛报，看到两百张供手工拼贴打字内文稿及标题稿件版面的拼贴桌子，问他们有多少工作人员，引导者回答说有一百多人，心中感到很狐疑，我们汉字那么复杂，包括台北几家报社都采用方正的报纸编辑系统，做整页的图文底片输出，为什么英文拼音字世界仍使用那么落后的手工拼黑稿，拍照再拷贝相片的网点底片呢？解说者说：在技术上要做整页编辑、整页输出，在美国要引进已没有问题，但美国是一个工会组织力量很大的社会，只要一改为计算机整页编辑之下，不仅工作快将近一小时，且一百多人中有80%的人会被辞退，反观北京的经济日报，早在25年之前的1988年，便摒弃所有铅字排版出报，有百分之百采用计算机屏幕组版，告别铅与火的印刷制程，成为中国最成功全面应用方正科技排版的先锋。

七、驱除外货、全面信息排版覆盖

1993年，方正报业排版系统占中国报业市场使用率达99%以上，而90%书刊出版印刷也使用方正的飞腾页面排版系统。如果说在1980年代之前，中国没有使用平版印刷，而是使用铅印时代的「人民日报」，从北京印好报纸再用火车运到湖南长沙省会要3天时间，所以每天都有两到三天的报纸运往华中。到1990年9月1日因在方正系统编辑下，报纸页面系统全部是数字化，所以可以利用卫星来传输当天的人民日报页面档到湖北，如果没有压缩及解压缩，一面报页大约传5分钟，做了压缩后传送到当地才解压的话，只要40~50秒就可传送一页，打破中国这个国土辽阔报纸实时传播的难题，扩大了报纸在传播上的时效性和广度，当时中国一共有22个城市在收集下载北京所传输的报份。如果相较于中国广大幅员，台湾自1987年解严之后，报纸已经不必指定在发行登记地方印刷发行，可分成几个地方分支机构印刷，免去大量报纸大多每天由台北借助卡车，清早一条龙由台北南下飞驰运报纸，反正超速的卡车罚款红单全由报社买单，早一点将报纸送到中南部是第一要务，反之卡车北上回程是一条虫，守规矩、低速慢开否则罚单必须自付罚款。当时台湾中国时报及联合报为中南部印报，采用英国Crosfield克洛斯非的扫描、压缩传版技术，中时Datrix、联合用Page fax，前者尺寸较大，使一页报纸在高解析扫描之下，做95~97%的档案压缩，但这样高价（每部好几千万台币）的传版机要四、五部，才够每天三、四种报纸传版用，但解压缩时有一些信息仍有失真现象，不如方正PostScript后叙述语言，在有字库的支持下的高度传真科技，不久后也因为台湾报业全用方正的排版系统，Datrix及Page fax不久也停止不用，连T1专线也不需要。充份显现王选团队不只在汉字排版界的先进水平，连西方拼音字世界的报业排版，也比中文排版要落后使用PostScript档的时间。

王选和陈銶教授人生最大成就，固然是发明了汉字讯息化压缩及完成商用化的编辑系统，硬件驱动及软件系统架构，这个成功来自两人十分扎实的计算机及排版系统深入用心理解的功力，因此1989年3月底王选团队接下另一个非常巨大的挑战，而且获得完全成功，也就是北京人民日报，在1985年以430万美元天价，向美国HTS公司购入计算机汉字报业排版系统，到1989年机器进入人民日报三年多，却一直无法克服汉字字型的储存及输出之最关键性问题。这一天由人民日报社、中国经济发展委员会范慕韩副主任、委员会沈忠康先生、王选教授会商，由北大方正来改造美国HTS公司的汉字排版系统，这样由半路介入修改既有不能用的设备，在原设计的HTS公司都完成不了的烂摊子，首先想办法去理解美国进口的系统架构及内部运作的格式，然后使用方正的汉字讯息化系统做字型库的连结输出，其中知己知彼的能力，在全世界几乎没有第二人可想，这也赌上方正的信誉，相信王选教授看过引进的HTS计算机系统是勘用之下，才有横刀介入的信心，这也是王选教授自学生时代起的博学多闻，虽没有出国留学，但从北京之后对很多外文资料的研究理解从不放弃，因此才能判定弄了三年多的美国HTS的硬设备仍然有其价值存在，愿意花时间赌下个人声誉放手一搏，换成只在自己封闭式信息系统架构上工作的多数研发人员，他们只知道自己走的路，很难承接去改造连设计者都做不出来的系统，这个道理就如同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之后，有人不能信服，说只要一直往西航行便可横越大洋到达美国了！哥伦布就拿一个蛋要那一个人试着立看看，怎么做也立不起来，最后那个质疑者要哥伦布立看看，哥伦布不慌不忙的把蛋的钝边打破，自然就可以使蛋站立起来。所以汉字字型储存及输出的窍门掌握在手中，所要做的是如何在HTS迷你或小型计算机主机的输出端连结方正的汉字字库系统，然后再去理顺文字输入和页面编辑系统。经过半年的时间，人民日报砸下巨额大钱投资进口，几乎走向报废的排版系统终于能上线运作，在这一仗打下来，中国所有报社只相信「中国月亮比外国圆」，大家信心大增。克服了原厂都无法克服的困难，让投下优秀计算机硬件却无法上线的系统，终于又重见天日的动起来，HTS总裁也只能长叹技不如人，回美国之后不只他们只想设备不卖技术的梦碎了，连公司也因做不出一套系统而倒闭。王选教授把「顶天立地」的思想行为解译为在科技不断努力研究创新是向上顶天，但另一方面如何把技术应用在产业及各种需要的领域里，落实科技的实用价值，发挥最大功能是立地的工夫，这是十分重要。

1987年王选教授透过香港取得欧洲专利事务局第一张中国人的专利证书，他一生获得的专利无数，王选教授一直在自己独特的思考中做研发创新的工作，也因为王选教授和他的团队都能秉持这种独到见解的科研创新，北大方正才能把路子越走越远面向世界，尤其汉字传播圈发展，并获得重大的成就。

八、台湾市场是方正的试金石

笔者虽没有任何证据可证明王选教授对「繁体中文字」情有独锺，但至少王选教授不排斥中国原本使用的繁体字，且很愿意不厌其烦的准备非常多套的字体，加上中国大陆使用GB字码、台湾使用Big5字码两者并不相同，但王选教授在不赚钱、也赚不了太多钱之下，仍愿发展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台湾排版系统。

吉呈计算机公司赵仁蓉总经理回想，在1992年左右王选教授第一次来台，他对台湾联合报系在计算机排版上的大规模研发工作，以及大量资金投入十分感动，王教授也愿意借台湾舞台走入世界华文传播市场，因为台湾和中国的排版是系出同门，只是政治的阻隔及不同思考方法，在市场需求下不断的演进产生相当的差异，自1949年到1990年双方已有40年的差距，陈銶教授是团队中唯一会「ㄅㄆㄇㄈ」拼音法的资深人员。在中国全面采由左至右的版面横排，但台湾横排可由左至右也可由右至左，直排也有由右至左的行排列，所以台湾有很多标点居中但也有在边上的，而日本多数的标点居左、约三分之一居右，为了适应台湾报业，尤其乱无成章法的广告页「排字」方式，简直像无字天书，只差没有由下往上排而已，其它各种排列方式都有。而王选教授都能用心去克服这些要求，因此王选所领导的方正产品，能在全銶华文报纸出版编辑系统上达到90%，是有其道理的，因为适应市场需求的研究和创新，是占有市场的王道。

1992年6月不只在中国科技日报，第一家采用中文彩色报纸系统，更早在1992年1月澳门日报更是使用第一套中文彩色报纸系统的印报厂。1995年台湾中央日报也引进方正的编辑排版系统，非常有利于台湾及美国同步出版报纸，因为档案量小且没有失真的传档科技，免去以前为了海外版，必须用很薄报纸印刷「海外航空版」的报份，再经飞行十多小时到海外各地的负担。事实上方正在报业也扩到完全无纸无笔化的采访、编辑系统，并且在印刷前、印刷后的信息管理、会计帐及成本管理、广告收帐、档案应用管理等方面研究，使方正成为非常贴心的软件集成供货商，只要有方正的合作下，什么样的需求都会来者不拒的研究提供，完全脱离学研单位的本位思考。1997年北大方正集团与日本第二大的Recruit出版公司签订合同，以400万美金购买方正公司的日文出版系统，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科技里程碑，不只是中国将自己拥有的知识产权的科技营销到非常封闭的日本社会，更是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的首例，更重要是2010年为止，日本有300家出版机构使用方正的出版系统，也是公元八世纪日本出遣唐使及扬州鉴真大师东渡日本，传授日本印刷技术后，又一次中国印刷科技的东渡发展。

1993年笔者担任中华印刷科技学会理事长时，学会曾邀请王选教授来台湾考察及演讲，王教授本身是学者本来比较容易通关，但他又具有全国政协常务委员职位，在那个年代要来台考察是比较麻烦一些，但王教授并没有任何抱怨。王选教授来台的两场公开演讲，是一次很重要的汉字排版科技的重大飨宴，因为当时大家对外框向量字型并不熟悉，只有在方正的压缩技术原创者，以他睿智的头脑及让人容易理解的浅显原理之描述，让人真的信服这个外框字型技术，加上向量及张量曲线形成汉字科技，在压缩及解压缩技术上得到非凡的成就，不只可压缩量极大，又以比点阵档无压缩科技的输出有更美观的汉字来，很多排版软件的功能，在今天已经比较模糊，但这一次的研讨会及参访，王选教授也和台湾华康李总及文鼎公司两家外框字型供货商有深一点的交流。大家也在王教授的讲解下，比较理解True Type及PostScript字型的差别。

1994年，王选教授偕同夫人陈銶教授，又做了演讲及参观台湾北、中、南各地，这次王教授提到他对RIP的制造设计，使用一个综合性而不是纯用芯片来计算，也不像今天纯软件做RIP的负面解译计算，而是使用自己去设计要快速演算部份，是以这个特制专用的芯片来加快计算的速度，同时也保留一些软件的演算，可以做插件及更改用，保留了RIP可以更改接受新的编辑软件或程序的可能性。2012年笔者访问一位图文传播系的系主任，在他加入印刷界不久，有一天公司改用方正的Eagle RIP时，他发现比旧有的硬件RIP快上十几倍，这令人不敢置信的快速，相信是方正的科技为什么会那么受人喜爱的地方。此次到访夫妇俩也到新竹科学园区，造访Microtek全友计算机公司，他们制造了世界上很多高阶平台扫描机，有的是Scitex公司OEM非常高价的平台计算机，因为方正也在投入文字之外的影像科技，当时Adobe的Photoshop从不算成熟的2.5版，到Photoshop 3.0版才算比较好的影像处理效果，所以当时方正也想自己研发出影像软件系统，所以看扫描仪制造厂也是很自然的事。之后，王选夫妇也到垦丁、南台湾去。今年四月到访北京，同行的张旋龙总裁提到，从台北南下到高雄飞行时遇到了乱流，空姐飞撞到天花板上去把一行人吓惨了！王选夫妇也到过中部参观敝公司兴台彩色印刷，当时有三部英国Crosfied的640E电子扫描分色机设备，加上Scitex的Prisma高端计算机组页系统的先进机器，王选夫妇对敝公司良好的印刷质量留下深刻印象，所以快20年了，陈銶老师对兴台彩色的敬业和品管工作仍留有深刻印象。今天中国也出现不少高质量的印刷公司，但在当时中国的印刷质量仍然十分低下也是事实。在一次结缘下，陈銶老师几度邀请台湾几位友人前去北京一叙，才有机会谈谈近况，更重要在印刷历史的长河中，汉字能在信息化的年代，存在一个巨大的门坎，北京大学计算研究所的王选院士和夫人及团队，一关又一关的克服万难，把汉字讯息传播扛上和世界其它拼音字语文国一样方便有效率的出版水平，而且王选教授无私的心和远大目光，连全世界华文报业、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日文都可以使用他的研发科技。

王选教授第三度来台，也为了是否在PC Windows系统及麦金塔系统两方面建立生产平台，后来虽有一阵子也有在Mac OS系统的麦金塔软件，但最后仍回到Windows窗口的单一操作系统上面去。说实在台湾市场并没有很大及多少利益，对于一向热衷科技与挑战的王选教授，则把台湾一些特殊要求当为系统试金石，如果解决台湾报业和出版的需求，那么海外华文出版及报业市场也就十拿九稳，这是一位伟大科学在产业使用的商用化上面所做最成功的范例。王选教授在台湾演讲后的Q&A时，大家都盛赞王教授没有出过国的那一代环境背景下，英语程度那么精湛，而要在北京大学最热门的计算研究所得天下英才而教之，是一生一大快事，但在事业上又如何去管理好这群个个都是头角峥嵘的高阶知识分子呢？王教授回答：这群中国最聪明的人在一起，就是如何管理他们不要冲突、不打架，大家不可把力量内耗消失掉就可以了！听来十分轻描淡写，相信王选教授及陈銶教授的身教是最重要的，对名利的淡泊，像王教授几百万、几百万人民币的奖金全数捐做奖助学金，平日衣、食、住、行都很节约，有一年两夫妇因为工作忙，过年只有一块豆腐在冰箱，就这样分着吃过年，住大学小宿舍，最多的是书柜，在公开场合的西装、领带一组之外，两人就没再有其它花费，一位国家政协的副主席、领导人、三院士、方正集团董事会主席、中科协副主席，生活总是十分的阳春无华。

九、提拔后进分享荣耀

王选教授和陈銶夫人，在北京大学计算器学系及计算器研究所，超过50多年的教育工作，以及长时间做科学研究及产业应用同样工作，固然王选教授不断的思考，接受一关又一关看似永无止境的漫长挑战，最后都能加以克服，经常创造出很独特又新颖的解决问题和操作模式，但在1975~1993年不眠不休近20年的长长岁月里，有一批又一批的年青学子，在他们身边共同工作、接受学习和训练，有更深厚的科学研究基础以及发展茁壮，这也是两人在科技成就之外，另一个最重大的收获「开发人矿」。公元2000年之后，王选教授所拥有的头衔，如果要用名片双面印刷也排不下去，但王选最喜欢用的是「北京大学计算器研究所教授 王选」，这样单单纯纯永远可以使用的名片是他最喜爱的，就是陈銶老师在北大方正也有很多的工作和名衔，但她在人生风云看尽之后，也选择回北京大学计算器研究所的建制内，放下方正集团的所有事，在她心目中科研及教育人才是她毕生感到荣耀的志业，方正集团每年营业额高达五百亿以上的人民币，员工人数有三万五千多名，分布在全国各地及海外，除了电子之外，有房地产、证券、方正国际等数不清的各个领域的分布。

方正集团成为中国最大的校办企业，其中有30%是后来校外上市资金而来，整个营业额占中国校办企业营业总额50%，在中关村隔邻的清华大学也有很大的校办企业，但不如方正集团。王选教授除了本身具有远大而深邃的科技眼光之外，还有他的生意模式和积极创新理念，最重要是识才、育才的精神，为北京大学及方正集团发展奠定今天发展的基石。王选教授他有这样的说法「看到年青人〝出彩〞是我最高兴的事，方向错误或管理不善而浪费优秀人才的青春年华则是最痛心的事」。我的学生将会在很多方面赶过我，但唯有〝爱才如命〞方面，恐怕难以赶过我。从这一段话可见王选教授如何的爱才惜才，而王选教授的人格特质中奋力不懈固然是成功的一个最重要支柱，但「服老」才是一位在功成名就的大人物很难放下的事，也就是愿意让年青走在前排，争取风光的排面。因为如果这些权威人士不服老，用他的地位和权威来压年青人照着他的方法去做，也许也不会有什么大离谱的事发生，但一次、两次或更多次的失去准头的决策，最后一定走向离谱方向上面去了。1993年的春节假期，王选教授花了两个星期时间，用心的完成一个计算机程序设计，当他拿出来之后，有位硕士生学生看了，一句话便否定老师的构思和设计，他有不同且很好的设计思考，果然是江山代有才人出，让王选意识到长久以来在思想中所积累的思考模式，固然在过去一次又一次的科研产生的突破性成果，但面对计算机及应用这门日新月异的崭新科技领域，很显然的年青人没有老的经验，在思考上反倒有没包袱的好处，有了这层体认后，王选教授退出第一线的设计工作，只做原则性的指导，全力培养启用年青骨干，利用年青人的智慧和热衷去发展科研，他则把「伏枥老骥」改成「扶植新秀、甘做人梯」，让年青人踏在他科技巨人肩膀上往上发展，往四方更远的地方去寻找新的机会，把心留在「志在千里」的青年才俊培育上面，这个伟大的气度和胸襟是提得起更放得下的表现，古云「世上只有状元学生，没有状元老师」，但王选教授打破了这样的格言，他本身即是状元郎又是老师去培育许多状元第子。

王选教授在早年让萧建国这位硕士生，研发大屏幕报业组版系统以及彩色出版系统，把自己以前从无到有的披荆斩莿奋斗精神传给这位年青人，去实现完成不可能的任务，并将他最珍惜的北京大学计算器研究所所长、硕士生、博士生指导教育工作以及新的科研工作位置，交由这位既有创新又有能力的学生身上。方正集团的发展可说天马行空，就如王选教授最在意的是正面思考，大家在一起相互扶持、不扯后腿、不抵消内部的力量，四面方正、八面玲珑的张旋龙先生，在方正集团担任总裁的职位，在科技上很显然张总裁和王选老师不是同一挂的，但方正的业务及事业开展，旋龙总引领了半边天，是世界IT及各个领域的顶尖领导人物，在北京都是他的座上宾，另一方面北京大学方面，也是方正集团公司的最大股东，旋龙总也是能妥贴因应，这也是王选教授不只育才，而且有识才的高超眼光。因为一个成功的人身边往往有很多人才，但有些人虽有能力口才却不好甚至言语过于直率，而不得长上欢心失去机会，而王教授的大度量，早已摒除这种要听好听的话之迷惑，而能拔擢贤才为教育及事业发展立下长久基石，这是一位科研成就很高的人，又没有自负的心怀才能办到的。

十、哲人已萎、典范长存

如果生命可以重来过，相信王选教授仍然不会改变在计算器研发「拼命三郎」的行为，就算身体弄坏了也不觉可惜，而他大半辈子到过世前才停做太极拳养身。接下748和汉字讯息化工程之后，与陈銶教授夫妇两人更是365天全年无休的工作着，将重责大任一肩扛下来，他们知道献身于科研工作，就要放下一般人所能享有的乐趣，反之在工作上的重大突破乐趣也是一般人所没有的，有了这种想法才能在研究生涯中自得其乐。而能得天下最菁英的英才而教之，相信王选教授夫妇的澹泊明志、无欲无求的高尚人品，是留给学生身教的大礼物。对自己淡泊的王老师，对师生待遇、环境却十分慷慨舍得付出，他说中国知识分子「物美价廉」，但长期价廉下可能会不再「物美」，因此对于人才给予的报酬则充份体现人才的价值。1982年王老师在未成名前曾到香港出席会议，有企业在听完王选的报告之后，当时愿以月薪六万的高薪把王选留在香港工作，但被王选所拒。当发现香港一些高档首饰，根本不是自己当时很低工资所能买的，甚至于零头数也凑不上，无力为爱妻买纪念品，但他反过来想这些买高档货的富人，对人类的贡献可能都不如我王选，想到这种自认为〝精神上的胜利〞，王选心中对妻子的歉意也就释然了！

王选教授在2002年2月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由江泽民国家主席亲自颁发，并有巨额奖金。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科技奖，首届毕升奖得主、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的中国人物等等无数奖项，在政治上更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三院院士，他为中国科学发展尽心尽力，也为自己所喜好，2003年担任政协京昆室主任，发挥他深着迷又有研究的京剧、昆曲国粹。而这样出名的人物，在论文排名上让用较多时间及心力的学生排名在前，不居功的谦冲心怀，在国家主席颁给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及其它无数奖项，王选教授他自己认为，站在香港星岛日报，数百个工作站全部用最大速度在生产当天报纸，全部使用北大方正团队研发的科技，那才是他一生最大的奖赏。在2000年10月发现罹癌，他立下遗嘱，将身上可用器官捐赠，在5年多岁月仍一边养病、一边工作着，写下十多万言，直到2006年2月13日撤手人寰。这对中国科研工作自是一大损失，更是使50多年工作、研究、思考在一起更是生活在一起的「小先生」，后来相许开创近代中国信息科技和信息产业的陈銶夫人，面对生离死别肝肠寸断，在这数年时间里都难以平复。每一个人都知道生死大限，但世上却很少有这么辛苦又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生活及心灵伙伴，在人世间陈銶老师彳亍独行，更显人瘦影单的处境。

相信在一百年后，世人再回首王选和陈銶教授夫妇，在汉字出版科技上的创新和突破，把耗用火和人力的「铅字排版」实体版面，提升到可以传播四海五洲的讯息化的汉字版面。在扬州沈恬梦溪笔谈浮现的胶泥活字发明人—毕升的影子，被有血有肉、有理想、有抱负，更有生意头脑和眼光的「王选」所置换，因为北大方正的科技人才是体现汉字信息化最大的科技突破和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