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宁市明秀路53号，大门上“广西民族印刷厂”几个字斑驳可见。走进去，高耸的苍翠大树下，尖顶红砖的厂房，还可见广西民族印刷厂（以下简称民印厂）初创时的样子。

住在民印小区一栋老旧职工楼的周祖烈老人，今年已91岁高龄，腰杆笔直，精神矍铄，是20世纪50年代民印厂的筹建人之一，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任民印厂厂长。历经60载，民印厂已发展壮大为广西民族印刷包装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印集团），厂区迁址南宁市高新三路，是广西最大的书刊印刷企业。民印集团没有忘记这位“拓荒者”，3月8日举办的成立62周年纪念日活动上，授予了周祖烈等10位老民印人“终生奉献”荣誉称号。

20世纪50年代，广西没有专业的书刊印刷厂，教材主要都是交由湖南广东两省印刷厂印刷。1955年末，设备先进齐全、规模约300人的上海大东印刷厂（以下简称大东厂）受国务院派遣，整体迁至南宁。彼时，27岁的周祖烈已是大东厂生产科第一科长。1956年初，周祖烈接到赴南宁筹建新厂的重任，将孕妻托予岳母照顾，随大东厂厂长芮新一起，于除夕的前一天登上从上海驶向南宁的火车，在猴年春节抵达了南宁，马不停蹄地开始了广西书刊印刷厂的筹建工作。

起初，拟筹建的书刊印刷厂选址于南宁市衡阳路，取名“新华印刷厂”。芮新和周祖烈到实地一看，地势低洼易积水，地方局促难以打开书刊印刷的局面。于是，芮周二人与从广西日报社抽调过来配合建厂的谭易连、哈荣光一起，分头满南宁跑重新选址，最后选定了友爱路、衡阳路、明秀路包夹处苦瓜村的一片高地。“我们选定这里有两个理由，一是地势高地方大，约有百亩，且多是坟地，种庄稼的只有两小块；二是前有明秀路，后有衡阳路，通水通电通路，建设成本小。”周祖烈回忆说。

厂址选定后，周祖烈对印刷厂的名称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广西是少数民族地区，新建书刊印刷厂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推广拼音壮文，叫广西民族印刷厂是否更好？”周祖烈的想法很快得到了省委的肯定。厂名和厂址确定后，芮新就将新厂的建设重任交予周祖烈，返回上海组织迁厂工作了。

民印厂的建设当时被列为广西省的重点工作，倍感压力的周祖烈给自己定了三“高”目标——高速度、高标准、高质量。熟悉印刷工艺技术的周祖烈，窝在南宁饭店，在一个月内完成了新厂的工艺流程设计，交予南宁市综合设计院开展厂房设计工作。1956年4月下旬，民印厂正式开始动工建设，当年10月，9栋厂房、百余米长的仓库全部完工。

与此同时，大东厂的迁厂动员和准备工作也在上海如火如荼的进行中。11月，重逾10吨的印刷机等90多台设备陆续装车启程，190多名工人及其家属分两批，克服重重困难，奔向南宁。

1957年3月10日，民印厂正式投产，承接印刷教科书、广西各大出版社的书籍、《红旗》等党中央刊物，填补了广西没有高标准正规书刊印刷厂的空白，并不断书写行业佳话。“1959年，我们印刷的《思想解放》在全国印刷质量产品评比和交流会上，获得了第一名，从此打响了广西书刊印刷的品牌。”周祖烈一直在践行自己的三“高”目标。

20世纪50年代，广西工业几近空白。在国家领导人的关怀和支持下，在广西主要领导的争取下，援边建设的春潮从上海漫卷到了西南边陲广西。1956年至1969年13年间，涉及印刷、机械、食品、橡胶等十余个行业的26家上海企业，约3000名上海工人，5000多名家属，连同机器设备，从繁华的“东方巴黎”上海，分批来到边远落后的广西，在南宁、柳州、桂林、梧州4个城市扎根。民印厂是这股春潮中第一家由上海迁至南宁的工厂，周祖烈又是民印厂的先行者之一，他们为广西带来了浓浓的书墨之香。